随着剧情发展，刘汉政权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有些背景知识的介绍，不太适宜放在正文中，于是发个单章，丰富一下。
第一，匈奴的人数。
第一卷94章已经介绍过了，曹魏时期大概三万余落，十几万口。
那么西晋时期呢？以下仅包括内迁匈奴十九种。
开幕雷击——西晋开国那一年（泰始元年265），“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
开国第一年就内迁了十来万匈奴人。
咸宁三年(277)：“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人数不详。
咸宁五年(279)：“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人数不详。
咸宁五年(279)：“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人数不详。
太康五年(284)：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
太康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
太康八年(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
太康十年（289）：“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
以上仅仅是司马炎时期内迁的，没算以前“积存”的，也没算晋惠帝、晋怀帝时期被刘渊招诱南下的。
有些读者不信，认为匈奴没多少人。
我数学不好，有没有大手子帮我计算下？
司马炎时期的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看看当时的描述，并州、关中到处是匈奴，并州是相对最集中的。
这还仅仅是匈奴，没算羯人、乌桓、鲜卑。
乌桓是内迁人数仅次于匈奴的。
第二，匈奴的生产方式。
匈奴并非没有种地的习惯，早在西汉年间就有了，但因为草原的环境，只有特定地区适宜种植业，因此规模不大。
南迁之后，他们把在北方草原种植的糜子带了过来，作为传统农作物耕种。
糜子非常适宜草原的环境，事实上一直到辽国时期，契丹人还特别喜欢种糜子，潢水（西拉木伦河）流域种植业规模十分庞大。
当然，他们所谓的种植业，与汉地又大不一样。
别以为内迁汉地后，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就渐渐向汉人靠拢了，这可真不一定。
唐代内迁至淮西的突厥人，不事稼穑，但以游牧、弋猎为业，整个南阳盆地、淮西到处是赶着牛羊放牧的突厥人。
胡汉交融之后，当地风气狂野，造就了大名鼎鼎的“蔡贼”。
内迁匈奴、乌桓人是半定居形式。
种地时，往往种子一撒，然后就不管了，秋天再来收割，贮藏于地窖之内。
这种习惯在后世诸胡中依然有体现。
唐代的吐蕃人占领河陇后，在当地种青稞、麦子，是同样的操作方式，播种就完事了，没有田间管理。
五代时的奚人“春借边民之荒田种穄，秋熟乃来收获，毕则窖于山下。”
甚至到了蒙古人那会，依然如此——“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去，谓曰靠天收，秋成返刈获。其去非无因，或猎或牧。”
种地只是增强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让他们能养活更多人，事实上他们是半农半牧的生产形式。
这从他们的食物、衣物上就能看得出来——不种桑麻织布，主要穿皮裘，食物中存在大量牛羊乳、肉类。
第三，匈奴的军事。
有些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认为兵要一直养着。
事实上，在唐玄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募兵（职业化）以前，中国一直是少量募兵+大量征兵的形式。
什么是征兵？
就是从地里拉来农民打仗，打完仗解散，回去种地。
下次需要打仗时，再把你征发起来。
但募兵呢？
募兵是有军饷的，有一笔庞大的维持费用。
开启大规模职业化募兵的唐朝最多时有多少兵？
唐玄宗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据摆在那里，光一個范阳镇就九万人，当时全国大约56-60万军队。
但请注意，这个时候的军队，并不完全脱产，还有一部分人是屯田的。
有书友提到怛罗斯之战，其实高仙芝没多少兵。
整个安西四镇，也就两万余兵。
他当时应该是挑选了几千或一万兵——不可能全部调走，地方要驻防——然后又征发了“土团乡夫”（农闲时操练的农民）一万余人，凑足了两万唐军（1万以内的正规军+1万多土团兵）。
另外，他还征发了蕃部丁壮五万人——葛逻禄、突厥种部落。
再回到唐代兵力。
到了中唐藩镇割据时期是多少人呢？
穆宗、宪宗时期都有宰相汇报，九十九万余人——具体数据我上本书写过，记不清了，99万7千多还是8千多的，精确到了个位数。
宰相的正式奏疏，精确到个位数，做不得假，至少兵籍文册上有这么多人，财政预算也要按这么多人来制定。
唐三百多州，每个州都有州兵。几个州组成一个藩镇，有镇兵、牙兵。
一些重要地点，还有县镇兵。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士兵们不愿意屯田了。
除了少数边远军州，物资转运困难的地方还有屯田现象外，剩下的都是职业士兵。
中晚唐一个兵年花费20-24贯石，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最多时3600万贯石——和明清时不一样，中晚唐两税法（以财产多寡计税，不按户计税，有钱的多收，没钱的少收，有点类似清朝的摊丁入亩）时，商税（榷盐、榷茶、榷铁、榷漆等等）最多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
当时唐廷给每个藩镇定了军额，如宣武镇十万人、淮南镇三万五千人、幽州镇五万人等等……
数据有据可查。
养不活兵的藩镇，中央补贴，这些藩镇一般相对听话，愿意为中央打仗，讨伐不听话的藩镇。
至于有人提到西班牙养多少兵费劲这种事。
我第一本书正好写大航海时代的，比较了解那时候的内容。
首先，那是募兵，即职业士兵。
其次，火器时代，花费激增。
第三，国王其实没什么钱。
英格兰国王为了打英荷战争，把老婆的嫁妆都卖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这些债向谁借的？
贵族、教会、银行家。
这是东西方国情的不同。
军事和外交归国王，国王打仗，贵族、教会不一定出钱的。
国王只能在直属领地征税，或者借债。
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还给国王高利贷，比如信誉不好的西班牙王室，借贷成本是年利率20%，因此几次破产。从美洲运回来的金银，经常来不及铸币就直接以银条、银块形式拿去还债。
另外，西班牙60%的收入，是被王室奢侈花费掉了，并没有用到军事上。
好像扯远了。
再说回匈奴。
胡人政权，你用汉地的标准来衡量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胡人政权的征兵形式大同小异。
有据可查的契丹，一户出一丁是常态，三户出两丁也不鲜见，出征的人还要自己准备武器和一部分粮食、肉干、奶酪。
他们种地后就不管了，秋天才收，中间不需要忙活，反正“靠天收”。
男人出征后，女人小孩亦可勉强放牧，维持生产。
大发之下，所有成年男丁齐上阵，固然会影响农牧业生产，但负面影响远不如汉人那么大——当然，非到生死存亡时刻，也没哪个首领闲着没事玩“大发”。
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几乎没有维持成本，所以不存在养不养得起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就不养兵。
胡人正规化建设后，也会尝试组建职业士兵，比如契丹的皮室军，平时就有人供养，不怎么需要干活，专心训练就是了。
另外再谈一下组织形式。
此时基本是部落、氏族形式。
历史上胡人组织形式出现质的提升，是唐代的吐蕃。
吐蕃实行“茹—东岱制”。
翼长、万户、千户、百户、小将——翼长统领至少一个万户。
这是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严密的组织结构。
茹—东岱制下，各级官员管军又管民，以军法治民，组织度非常高。而且军事装备非常好，从中亚、天竺掳掠了大量工匠，有成建制的具装甲骑。
说实话，若非吐蕃这种农牧混合国家运气不好，遇到了上升期的唐朝，估计会很厉害，毕竟安史之乱后，他们深入中亚，与阿拉伯人激战，还经常南下印度抢劫。
当然，吐蕃运气也不错。
唐玄宗天宝年间，吐蕃连吃败仗，损失惨重，九曲之地尽皆丢失，有亡国之忧。但戏剧性的是，唐朝安史之乱了，吐蕃又活了……
吐蕃的制度，与女真的猛安谋克制、蒙古的万户制大同小异。
即胡人打破了部落、氏族的藩篱，以一种组织度更高的形式调用他们的人力物力，并且提升了凝聚力。
这会的匈奴还不存在这种组织度。
最后说一点，算是我的个人见解，不一定对。
就总体而言，募兵制是要优于征兵制的，缺点是维持成本太高。
不打仗的话，募兵也要领工资，而征兵在家种地，是农民。
打仗的话，募兵要领双倍乃至三倍工资——中晚唐防秋，各藩镇派兵到边境，帮助中央守边，朝廷给两份工资，藩镇给一份工资，三倍工资。
而征兵打仗，还是没有工资，或者只有极少的赏赐。
在募兵制大规模开启前，压根就没军饷这个概念。
另外，很多人都听说过“一汉当五胡”这种说法。
对，这是西汉年间。
到了后来，陈汤说现在不行了，只能“一汉当三胡”。
原因是什么？
胡人也在进步啊。
西汉时中原与匈奴的文明、生产力差距极大，体现在战争上，就是西汉军队武装到牙齿，而匈奴只能武装极少数精兵，绝大多数人居然用骨箭，更别说大规模装备甲具了。
另外，当时马具也不行，骑兵威力不够大。
东汉时，这个差距缩小了。
胡人装备提升了一些，而且出现了能提升骑兵战斗力的马具。
到了魏晋南北朝，因为胡人大举南下，差距更加缩小。
而且双边马镫、高桥马鞍出现，让骑兵可以借力，在马上做更复杂的动作，骑兵威力暴增。
再到唐代，汉人军队的装备优势更小了，这时候怎么办？
只能靠武勇。
说一个典型例子，唐中宗时在阴山修三受降城，打算修瓮城、马面，置守具，被很多人反对。
反对的原因你想象不到：他们认为城池修得太好，会让士兵有依赖心理，不愿出城野战。
唐代朔方军六万余人，其实马不多，绝大多数是步兵。
胡人骑兵来了，步兵要敢于出城野战。
毕竟薛延陀人都能靠步兵一统草原对吧——薛延陀大概是蒙古草原上唯一一个靠步兵称雄的霸主了，奇葩。
写得有点散乱，其中一些还是集中回答读者的疑惑。
先这样吧，继续码字。
第一，匈奴的人数。
第一卷94章已经介绍过了，曹魏时期大概三万余落，十几万口。
那么西晋时期呢？以下仅包括内迁匈奴十九种。
开幕雷击——西晋开国那一年（泰始元年265），“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
开国第一年就内迁了十来万匈奴人。
咸宁三年(277)：“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人数不详。
咸宁五年(279)：“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人数不详。
咸宁五年(279)：“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人数不详。
太康五年(284)：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
太康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
太康八年(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
太康十年（289）：“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
以上仅仅是司马炎时期内迁的，没算以前“积存”的，也没算晋惠帝、晋怀帝时期被刘渊招诱南下的。
有些读者不信，认为匈奴没多少人。
我数学不好，有没有大手子帮我计算下？
司马炎时期的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看看当时的描述，并州、关中到处是匈奴，并州是相对最集中的。
这还仅仅是匈奴，没算羯人、乌桓、鲜卑。
乌桓是内迁人数仅次于匈奴的。
第二，匈奴的生产方式。
匈奴并非没有种地的习惯，早在西汉年间就有了，但因为草原的环境，只有特定地区适宜种植业，因此规模不大。
南迁之后，他们把在北方草原种植的糜子带了过来，作为传统农作物耕种。
糜子非常适宜草原的环境，事实上一直到辽国时期，契丹人还特别喜欢种糜子，潢水（西拉木伦河）流域种植业规模十分庞大。
当然，他们所谓的种植业，与汉地又大不一样。
别以为内迁汉地后，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就渐渐向汉人靠拢了，这可真不一定。
唐代内迁至淮西的突厥人，不事稼穑，但以游牧、弋猎为业，整个南阳盆地、淮西到处是赶着牛羊放牧的突厥人。
胡汉交融之后，当地风气狂野，造就了大名鼎鼎的“蔡贼”。
内迁匈奴、乌桓人是半定居形式。
种地时，往往种子一撒，然后就不管了，秋天再来收割，贮藏于地窖之内。
这种习惯在后世诸胡中依然有体现。
唐代的吐蕃人占领河陇后，在当地种青稞、麦子，是同样的操作方式，播种就完事了，没有田间管理。
五代时的奚人“春借边民之荒田种穄，秋熟乃来收获，毕则窖于山下。”
甚至到了蒙古人那会，依然如此——“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去，谓曰靠天收，秋成返刈获。其去非无因，或猎或牧。”
种地只是增强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让他们能养活更多人，事实上他们是半农半牧的生产形式。
这从他们的食物、衣物上就能看得出来——不种桑麻织布，主要穿皮裘，食物中存在大量牛羊乳、肉类。
第三，匈奴的军事。
有些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认为兵要一直养着。
事实上，在唐玄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募兵（职业化）以前，中国一直是少量募兵+大量征兵的形式。
什么是征兵？
就是从地里拉来农民打仗，打完仗解散，回去种地。
下次需要打仗时，再把你征发起来。
但募兵呢？
募兵是有军饷的，有一笔庞大的维持费用。
开启大规模职业化募兵的唐朝最多时有多少兵？
唐玄宗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据摆在那里，光一個范阳镇就九万人，当时全国大约56-60万军队。
但请注意，这个时候的军队，并不完全脱产，还有一部分人是屯田的。
有书友提到怛罗斯之战，其实高仙芝没多少兵。
整个安西四镇，也就两万余兵。
他当时应该是挑选了几千或一万兵——不可能全部调走，地方要驻防——然后又征发了“土团乡夫”（农闲时操练的农民）一万余人，凑足了两万唐军（1万以内的正规军+1万多土团兵）。
另外，他还征发了蕃部丁壮五万人——葛逻禄、突厥种部落。
再回到唐代兵力。
到了中唐藩镇割据时期是多少人呢？
穆宗、宪宗时期都有宰相汇报，九十九万余人——具体数据我上本书写过，记不清了，99万7千多还是8千多的，精确到了个位数。
宰相的正式奏疏，精确到个位数，做不得假，至少兵籍文册上有这么多人，财政预算也要按这么多人来制定。
唐三百多州，每个州都有州兵。几个州组成一个藩镇，有镇兵、牙兵。
一些重要地点，还有县镇兵。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士兵们不愿意屯田了。
除了少数边远军州，物资转运困难的地方还有屯田现象外，剩下的都是职业士兵。
中晚唐一个兵年花费20-24贯石，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最多时3600万贯石——和明清时不一样，中晚唐两税法（以财产多寡计税，不按户计税，有钱的多收，没钱的少收，有点类似清朝的摊丁入亩）时，商税（榷盐、榷茶、榷铁、榷漆等等）最多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
当时唐廷给每个藩镇定了军额，如宣武镇十万人、淮南镇三万五千人、幽州镇五万人等等……
数据有据可查。
养不活兵的藩镇，中央补贴，这些藩镇一般相对听话，愿意为中央打仗，讨伐不听话的藩镇。
至于有人提到西班牙养多少兵费劲这种事。
我第一本书正好写大航海时代的，比较了解那时候的内容。
首先，那是募兵，即职业士兵。
其次，火器时代，花费激增。
第三，国王其实没什么钱。
英格兰国王为了打英荷战争，把老婆的嫁妆都卖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这些债向谁借的？
贵族、教会、银行家。
这是东西方国情的不同。
军事和外交归国王，国王打仗，贵族、教会不一定出钱的。
国王只能在直属领地征税，或者借债。
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还给国王高利贷，比如信誉不好的西班牙王室，借贷成本是年利率20%，因此几次破产。从美洲运回来的金银，经常来不及铸币就直接以银条、银块形式拿去还债。
另外，西班牙60%的收入，是被王室奢侈花费掉了，并没有用到军事上。
好像扯远了。
再说回匈奴。
胡人政权，你用汉地的标准来衡量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胡人政权的征兵形式大同小异。
有据可查的契丹，一户出一丁是常态，三户出两丁也不鲜见，出征的人还要自己准备武器和一部分粮食、肉干、奶酪。
他们种地后就不管了，秋天才收，中间不需要忙活，反正“靠天收”。
男人出征后，女人小孩亦可勉强放牧，维持生产。
大发之下，所有成年男丁齐上阵，固然会影响农牧业生产，但负面影响远不如汉人那么大——当然，非到生死存亡时刻，也没哪个首领闲着没事玩“大发”。
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几乎没有维持成本，所以不存在养不养得起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就不养兵。
胡人正规化建设后，也会尝试组建职业士兵，比如契丹的皮室军，平时就有人供养，不怎么需要干活，专心训练就是了。
另外再谈一下组织形式。
此时基本是部落、氏族形式。
历史上胡人组织形式出现质的提升，是唐代的吐蕃。
吐蕃实行“茹—东岱制”。
翼长、万户、千户、百户、小将——翼长统领至少一个万户。
这是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严密的组织结构。
茹—东岱制下，各级官员管军又管民，以军法治民，组织度非常高。而且军事装备非常好，从中亚、天竺掳掠了大量工匠，有成建制的具装甲骑。
说实话，若非吐蕃这种农牧混合国家运气不好，遇到了上升期的唐朝，估计会很厉害，毕竟安史之乱后，他们深入中亚，与阿拉伯人激战，还经常南下印度抢劫。
当然，吐蕃运气也不错。
唐玄宗天宝年间，吐蕃连吃败仗，损失惨重，九曲之地尽皆丢失，有亡国之忧。但戏剧性的是，唐朝安史之乱了，吐蕃又活了……
吐蕃的制度，与女真的猛安谋克制、蒙古的万户制大同小异。
即胡人打破了部落、氏族的藩篱，以一种组织度更高的形式调用他们的人力物力，并且提升了凝聚力。
这会的匈奴还不存在这种组织度。
最后说一点，算是我的个人见解，不一定对。
就总体而言，募兵制是要优于征兵制的，缺点是维持成本太高。
不打仗的话，募兵也要领工资，而征兵在家种地，是农民。
打仗的话，募兵要领双倍乃至三倍工资——中晚唐防秋，各藩镇派兵到边境，帮助中央守边，朝廷给两份工资，藩镇给一份工资，三倍工资。
而征兵打仗，还是没有工资，或者只有极少的赏赐。
在募兵制大规模开启前，压根就没军饷这个概念。
另外，很多人都听说过“一汉当五胡”这种说法。
对，这是西汉年间。
到了后来，陈汤说现在不行了，只能“一汉当三胡”。
原因是什么？
胡人也在进步啊。
西汉时中原与匈奴的文明、生产力差距极大，体现在战争上，就是西汉军队武装到牙齿，而匈奴只能武装极少数精兵，绝大多数人居然用骨箭，更别说大规模装备甲具了。
另外，当时马具也不行，骑兵威力不够大。
东汉时，这个差距缩小了。
胡人装备提升了一些，而且出现了能提升骑兵战斗力的马具。
到了魏晋南北朝，因为胡人大举南下，差距更加缩小。
而且双边马镫、高桥马鞍出现，让骑兵可以借力，在马上做更复杂的动作，骑兵威力暴增。
再到唐代，汉人军队的装备优势更小了，这时候怎么办？
只能靠武勇。
说一个典型例子，唐中宗时在阴山修三受降城，打算修瓮城、马面，置守具，被很多人反对。
反对的原因你想象不到：他们认为城池修得太好，会让士兵有依赖心理，不愿出城野战。
唐代朔方军六万余人，其实马不多，绝大多数是步兵。
胡人骑兵来了，步兵要敢于出城野战。
毕竟薛延陀人都能靠步兵一统草原对吧——薛延陀大概是蒙古草原上唯一一个靠步兵称雄的霸主了，奇葩。
写得有点散乱，其中一些还是集中回答读者的疑惑。
先这样吧，继续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