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朝阳非常清楚，陆遥所谓的“难以翻阅的大山”应该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部著作《平凡的世界》，煌煌百万字，称得上是一部巨作。
林朝阳更清楚以陆遥的才能写出这部来并不是问题，陆遥现在需要的更多的是鼓励。
他笑着说道：“山就在那里，你去，自然能翻过去。”
陆遥闻言微微一愣，随后面露沉思，过了片刻，他重重的点了点头，“你说的对，山就在那里。”
林朝阳这句话虽简单，却包涵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气魄，让陆遥心中也不禁生出一股舍我其谁的信心来。
“朝阳，这部书我一定会写出来的。”
林朝阳拍拍他的肩膀，“加油！”
次日上午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正式在桃园宾馆的宴会厅里举行，会场布置的与正常的座谈会没什么不同，就是规模大了点。
这次座谈会来了全国各地大几十位正当年的作家，还有一些编辑和评论家。
章光年这个文协首领主持会议，先是冠冕堂皇的讲了一番话，然后便邀请与会作家们发言。
这次来的作家大多都是中青年，王濛算是其中辈分和年纪比较大的，同时他又身兼《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章光年邀请他第一个发言。
王濛这个人说话办事向来是圆滑的，他讲起自己对于“农村题材”的认识和理解，言语间全是辩证的说词，滴水不漏。
听他的讲话，有些在场青年作家面露不屑。
这個年代文化界提倡思想解放和直抒己见，在他们看来，王濛的发言无疑是妄图左右逢源。
等王濛发完言之后，又到了唐因讲话，他聊的话题亦政亦文，很多外省作家听着都不太感冒。
这也是这个年代燕京作家与外省作家交流时的一个常态，可能是因为身在首都的原因，燕京的作家们总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命题下，“左右”摇摆，间或夹杂一些时政内幕，却言不尽。
这样一来，双方的交流就显得隔了一层屏障，难以交心。
许是察觉到了一些外省作家的厌烦情绪，章光年在唐因发言结束后没有立刻说话，而是眼神在附近的作家身上游弋了一圈，最后落在了一个浑水摸鱼的身影上。
“最近我们文学界有个十分火热的话题，就是朝阳同志的新作品，正好他今天也在，不如就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创作经验吧。”
林朝阳正神游天外呢，冷不丁听章光年点到他的名字，他不禁朝章光年递过去一个眼神：说好了只开会，不说话的。
章光年回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被点了名字，林朝阳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组织起语言。
“刚才王濛同志、唐因同志都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于农村题材的认识与理解，讲的比较客观。
光年同志让我分享分享这方面的经验，说来惭愧，我是没什么准备的。
不过既然是分享嘛，那也不必苛求完全、圆满，我就说点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点体悟供大家参考吧。”
林朝阳的态度非常谦虚，但在场并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的发言。
在这些同行眼中，林朝阳的水平一直处于中国文学界的领军水平，在保持着高质量的输出前提下，还保证了非常高的效率。
出道不过几年时间，他的代表作已经比在座有些人的全部创作都要多了。
“今天我们谈的是农村题材的创作，我本人就出身于农村，我在农村待到二十岁才进城。
我敢说自己是个农村人，但却不敢说自己了解农村。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自身的年龄与阅历所限，另一方面，一个更主要的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是农村？”
林朝阳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让在场的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什么是农村？
看似明知故问，但真当人们开始认真思考时，却没办法简单的用几句话来概括。
“从狭义上来说，我从小生活的、看到过的地方都叫作农村，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文学界建国以来所谓的‘农村题材’中的‘农村’。
从五十年代开始，农业合作化、大yj、人民公社运动、两条道路……到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分田到户、农村改革。
我们的农村似乎被压缩成了一张纸，它是如此的扁平和乏味，好像只有这么三五十年的历史，只有那些地主长工的故事。
但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农村’他以前是什么样的？我们国家其他地方的‘农村’又是什么样？
我跟文学界的朋友聊天，有人跟我说，他以前在汨罗江边插队，离着他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屈子祠，他听着当地的方言还能与楚辞当中的用词联系起来。
我记得忠实同志跟我说，他的老家叫灞桥村，就是“灞桥折柳”的那个“灞桥”。
春秋时秦穆公建灞桥，《雍录》上记：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
王昌龄著《灞桥赋》曰：惟于灞，惟灞于源，当秦地之冲口，束东衢之走辕，拖偃蹇以横曳，若长虹之未翻。
从他们的口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如今的农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杰地灵、风云汇聚之地。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读沈丛文的文章，就对湘西多加注意，据史料记载：
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这里也就是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
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
这也就是传说中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的故事。
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也隐约反映了这段西迁的悲壮历史。
这么多的例子放在眼前，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几十年来，我们对于‘农村’的定义是不是太过狭隘了？
或者我换个说法，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于‘农村’的讲述是不是太过片面了？
我再进一步说，我们刻意将‘农村’这个概念从我们的文化中独立出来，更多的是为政治服务，但却忽略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林朝阳讲话的语气不少有慷慨激昂的时候，他总是娓娓道来，不疾不徐，今天的发言他依旧是如此。
可在场众人听着听着，脸上的神情却越来越严肃，有些人连坐姿都忍不住正式了起来。
因为大家都发现林朝阳似乎在提出一个很大胆的概念——“民族文化的根”。
要知道在近几十年里，国内的文化界、文学界对于“民族文化”这个词是极其敏感的，因为这个概念与上面强调的意识形态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众人咀嚼着林朝阳提出的这个概念，面露沉思。
那些原本对于之前的发言兴致寥寥的外省作家们这会儿脸上也露出了兴奋之色，很显然林朝阳的发言刺激到了他们内心的兴趣。
林朝阳没有去看在场众人的反应，而是自顾自的继续说道：
“我个人认为，文化是根植于民族主体之中的，而文学则是文化的具体反映。
轻易的隔断传统，失落气脉，那么我们的文学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很难有新的生机和生气。
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界习惯了朝西看，如饥似渴，勇破禁区，大量引进、模仿、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思路、技法。
我不能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我本人也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滋润。
但我们应该明白，外国的文学所反应的是外国的文化、外国的历史，冒然僵硬的套用在中国身上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我们的作家应该将目光投注到我们脚下的国土上，不仅仅是关注政治，关注现在，也要回顾我们民族的昨天，展望我们国家的未来。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的这种想法是出于恋旧情绪、地方观念或者是对某些落后文化的复辟，但我想说的是：
对于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的重新认识和民族审美意识的觉醒，关乎到我们中华民族今后走向伟大复兴的脚步是否坚定。
如果我们一味的去用政治的角度去看待文学创作，又或者是一味的追求其他民族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两种行为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迭代发展、向上追求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层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不消几年就全部换新。
下面一层略为坚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这些思想感情才会消失。
往下第三层的特征，可以存在于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虽经剧烈的摩擦与破坏还是巍然不动，比如说古典时代的法国人的习俗，这个特征附带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
但这无论如何顽固，也仍然是要消灭的。
比这些观念和习俗更难被时间铲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们身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
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总之要使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一齐改变才行。
丹纳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对于文化的某些见解不需要被我们完全赞成，但他至少从某一侧面帮助我们领悟到了所谓文化的层次。
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珍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将所有的东西都一股脑的视为糟粕，封禁焚烧，大家想没想过长此以往的后果会是什么？
——民族文化的毁灭、民族自信心的低落。”
林朝阳说到这里，声音低沉，痛心疾首。
他的声音一直不高，可众人却听的越发沉重。
大家都学过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史，直到现在，国内的民族自信心依旧在低位徘徊。
这其中的原因细究起来有很大的复杂原因，但或主动、或被动的民族文化的毁灭确实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林朝阳的道理讲的非常透彻，在场众多人不禁颔首认可。
“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理论上来说，这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华文化就不会灭绝。
可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抛弃了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还有过去吗？
一个没有过去的民族，还会有未来吗？”
林朝阳的一声声发问直击在场众人的心灵，振聋发聩。
最后，他用坚实而铿锵的声音说道：
“我们的文学应该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枝叶难茂；根若深，则生机勃发。
也只有如此，我们的民族文化才能再次涅槃重生，光耀世人！”
话音落下，座谈会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沉浸在林朝阳震撼人心的讲话中，久久沉吟。
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有人从他的讲话中回过神来，送上了第一声掌声。
进而，掌声雷动，震耳欲聋。
林朝阳更清楚以陆遥的才能写出这部来并不是问题，陆遥现在需要的更多的是鼓励。
他笑着说道：“山就在那里，你去，自然能翻过去。”
陆遥闻言微微一愣，随后面露沉思，过了片刻，他重重的点了点头，“你说的对，山就在那里。”
林朝阳这句话虽简单，却包涵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气魄，让陆遥心中也不禁生出一股舍我其谁的信心来。
“朝阳，这部书我一定会写出来的。”
林朝阳拍拍他的肩膀，“加油！”
次日上午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正式在桃园宾馆的宴会厅里举行，会场布置的与正常的座谈会没什么不同，就是规模大了点。
这次座谈会来了全国各地大几十位正当年的作家，还有一些编辑和评论家。
章光年这个文协首领主持会议，先是冠冕堂皇的讲了一番话，然后便邀请与会作家们发言。
这次来的作家大多都是中青年，王濛算是其中辈分和年纪比较大的，同时他又身兼《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章光年邀请他第一个发言。
王濛这个人说话办事向来是圆滑的，他讲起自己对于“农村题材”的认识和理解，言语间全是辩证的说词，滴水不漏。
听他的讲话，有些在场青年作家面露不屑。
这個年代文化界提倡思想解放和直抒己见，在他们看来，王濛的发言无疑是妄图左右逢源。
等王濛发完言之后，又到了唐因讲话，他聊的话题亦政亦文，很多外省作家听着都不太感冒。
这也是这个年代燕京作家与外省作家交流时的一个常态，可能是因为身在首都的原因，燕京的作家们总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命题下，“左右”摇摆，间或夹杂一些时政内幕，却言不尽。
这样一来，双方的交流就显得隔了一层屏障，难以交心。
许是察觉到了一些外省作家的厌烦情绪，章光年在唐因发言结束后没有立刻说话，而是眼神在附近的作家身上游弋了一圈，最后落在了一个浑水摸鱼的身影上。
“最近我们文学界有个十分火热的话题，就是朝阳同志的新作品，正好他今天也在，不如就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创作经验吧。”
林朝阳正神游天外呢，冷不丁听章光年点到他的名字，他不禁朝章光年递过去一个眼神：说好了只开会，不说话的。
章光年回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被点了名字，林朝阳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组织起语言。
“刚才王濛同志、唐因同志都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于农村题材的认识与理解，讲的比较客观。
光年同志让我分享分享这方面的经验，说来惭愧，我是没什么准备的。
不过既然是分享嘛，那也不必苛求完全、圆满，我就说点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点体悟供大家参考吧。”
林朝阳的态度非常谦虚，但在场并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的发言。
在这些同行眼中，林朝阳的水平一直处于中国文学界的领军水平，在保持着高质量的输出前提下，还保证了非常高的效率。
出道不过几年时间，他的代表作已经比在座有些人的全部创作都要多了。
“今天我们谈的是农村题材的创作，我本人就出身于农村，我在农村待到二十岁才进城。
我敢说自己是个农村人，但却不敢说自己了解农村。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自身的年龄与阅历所限，另一方面，一个更主要的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是农村？”
林朝阳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让在场的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什么是农村？
看似明知故问，但真当人们开始认真思考时，却没办法简单的用几句话来概括。
“从狭义上来说，我从小生活的、看到过的地方都叫作农村，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文学界建国以来所谓的‘农村题材’中的‘农村’。
从五十年代开始，农业合作化、大yj、人民公社运动、两条道路……到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分田到户、农村改革。
我们的农村似乎被压缩成了一张纸，它是如此的扁平和乏味，好像只有这么三五十年的历史，只有那些地主长工的故事。
但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农村’他以前是什么样的？我们国家其他地方的‘农村’又是什么样？
我跟文学界的朋友聊天，有人跟我说，他以前在汨罗江边插队，离着他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屈子祠，他听着当地的方言还能与楚辞当中的用词联系起来。
我记得忠实同志跟我说，他的老家叫灞桥村，就是“灞桥折柳”的那个“灞桥”。
春秋时秦穆公建灞桥，《雍录》上记：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
王昌龄著《灞桥赋》曰：惟于灞，惟灞于源，当秦地之冲口，束东衢之走辕，拖偃蹇以横曳，若长虹之未翻。
从他们的口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如今的农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杰地灵、风云汇聚之地。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读沈丛文的文章，就对湘西多加注意，据史料记载：
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这里也就是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
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
这也就是传说中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的故事。
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也隐约反映了这段西迁的悲壮历史。
这么多的例子放在眼前，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几十年来，我们对于‘农村’的定义是不是太过狭隘了？
或者我换个说法，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于‘农村’的讲述是不是太过片面了？
我再进一步说，我们刻意将‘农村’这个概念从我们的文化中独立出来，更多的是为政治服务，但却忽略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林朝阳讲话的语气不少有慷慨激昂的时候，他总是娓娓道来，不疾不徐，今天的发言他依旧是如此。
可在场众人听着听着，脸上的神情却越来越严肃，有些人连坐姿都忍不住正式了起来。
因为大家都发现林朝阳似乎在提出一个很大胆的概念——“民族文化的根”。
要知道在近几十年里，国内的文化界、文学界对于“民族文化”这个词是极其敏感的，因为这个概念与上面强调的意识形态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众人咀嚼着林朝阳提出的这个概念，面露沉思。
那些原本对于之前的发言兴致寥寥的外省作家们这会儿脸上也露出了兴奋之色，很显然林朝阳的发言刺激到了他们内心的兴趣。
林朝阳没有去看在场众人的反应，而是自顾自的继续说道：
“我个人认为，文化是根植于民族主体之中的，而文学则是文化的具体反映。
轻易的隔断传统，失落气脉，那么我们的文学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很难有新的生机和生气。
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界习惯了朝西看，如饥似渴，勇破禁区，大量引进、模仿、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思路、技法。
我不能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我本人也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滋润。
但我们应该明白，外国的文学所反应的是外国的文化、外国的历史，冒然僵硬的套用在中国身上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我们的作家应该将目光投注到我们脚下的国土上，不仅仅是关注政治，关注现在，也要回顾我们民族的昨天，展望我们国家的未来。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的这种想法是出于恋旧情绪、地方观念或者是对某些落后文化的复辟，但我想说的是：
对于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的重新认识和民族审美意识的觉醒，关乎到我们中华民族今后走向伟大复兴的脚步是否坚定。
如果我们一味的去用政治的角度去看待文学创作，又或者是一味的追求其他民族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两种行为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迭代发展、向上追求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层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不消几年就全部换新。
下面一层略为坚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这些思想感情才会消失。
往下第三层的特征，可以存在于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虽经剧烈的摩擦与破坏还是巍然不动，比如说古典时代的法国人的习俗，这个特征附带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
但这无论如何顽固，也仍然是要消灭的。
比这些观念和习俗更难被时间铲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们身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
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总之要使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一齐改变才行。
丹纳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对于文化的某些见解不需要被我们完全赞成，但他至少从某一侧面帮助我们领悟到了所谓文化的层次。
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珍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将所有的东西都一股脑的视为糟粕，封禁焚烧，大家想没想过长此以往的后果会是什么？
——民族文化的毁灭、民族自信心的低落。”
林朝阳说到这里，声音低沉，痛心疾首。
他的声音一直不高，可众人却听的越发沉重。
大家都学过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史，直到现在，国内的民族自信心依旧在低位徘徊。
这其中的原因细究起来有很大的复杂原因，但或主动、或被动的民族文化的毁灭确实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林朝阳的道理讲的非常透彻，在场众多人不禁颔首认可。
“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理论上来说，这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华文化就不会灭绝。
可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抛弃了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还有过去吗？
一个没有过去的民族，还会有未来吗？”
林朝阳的一声声发问直击在场众人的心灵，振聋发聩。
最后，他用坚实而铿锵的声音说道：
“我们的文学应该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枝叶难茂；根若深，则生机勃发。
也只有如此，我们的民族文化才能再次涅槃重生，光耀世人！”
话音落下，座谈会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沉浸在林朝阳震撼人心的讲话中，久久沉吟。
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有人从他的讲话中回过神来，送上了第一声掌声。
进而，掌声雷动，震耳欲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