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邮船“比士亚总统号”驶进黄浦江后，船上鸣笛准备进入码头泊岸。这时，一艘海关小火轮，直向这艘插着星条旗的美国邮船开来，两船相近，小火轮上一位西装革履，绅士打扮的人从舷梯爬上了“比士亚总统号”。邮船上的乘客，有不少人要在上海下船，因此都提着行李皮箱，鹄立在甲板上等候下船。那从小火轮攀上邮船的绅士模样的人，在人群中寻找着他急于要寻找的人。
“任公、季公，你们好！”他终于发现了要寻找的两位贵客，一下过去紧紧拉住那两位的手。
“啊？健生呢？”那两位客人见来接他们的竟是身穿西装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张定璠，心中感到十分诧异。
张定璠将两位客人拉到一旁，悄悄说道：“二公不可在此上岸，请即和我转登海关的小火轮，到高昌庙下船，德公和健公均在那里等候。”
两位客人闻知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前边等候，便命随从提上行李，跟张定璠鱼贯走下舷梯，上了海关的小火轮。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不是别人，乃是北伐军留守广州大后方的李济深和广西省主席黄绍竑，他们是奉蒋总司令的电令，秘密从广州乘船到上海来开会的，因此不便在码头公开露面。
“上海情况怎样？”黄绍竑一上了小火轮，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情况相当严重！”张定璠请李济深和黄绍竑到舱内坐下后，这才说道，“自从我军克复上海之后，租界的周围都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与租界内的外国军警隔着铁丝网对峙着。不但出入不方便，而且很危险。连白总指挥的汽车底下也发现过炸弹。因此租界里万不能住，白总指挥特命我迎接二公到总指挥部去住，一者安全可靠，二者可随时磋商机密。”
李济深和黄绍竑听了，心里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们从舱内的小圆形窗口望去，只见黄浦江内，布满外国兵舰，那些不可一世的炮舰上，大炮全都褪了炮衣，黑洞洞的炮口，全部指向上海市区。李济深和黄绍竑看了，觉得情况的确相当严重，一时忧心忡忡，沉默不语。小火轮开到高昌庙码头，李宗仁和白崇禧带着卫队早已在码头上迎候。他们四个人分别差不多快一年了，李宗仁、白崇禧在前方，李济深、黄绍竑在后方。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四位广西老乡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地位和权力都随着向前推进的北伐战争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增强。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他们却几乎是在同时倒退，与滚滚向前的大革命潮流背道而驰。李济深是李、黄、白的老大哥，是他们的恩人，由于李济深的支持和帮助，才使他们走上与广州革命阵营相结合的道路，得到了发展和壮大的机会。不过，李济深也罢，李、黄、白也罢，他们都是被卷进时代洪流中的革命同路人，随着革命阵营的分化，他们与革命也就走到了三岔路口，准备分道扬镳了。他们四个人，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在上海相见，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辛苦了！”李济深和黄绍竑一踏上码头石级，李宗仁和白崇禧便急忙迎上前去，四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四个人嘴里几乎是同时说出同一句话来。他们一齐上了白崇禧的小汽车，李济深那一向不苟言笑的脸上，似笑非笑地对着李、白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汽车底下被人放了炸弹没有呀？”
李、黄、白都被他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说得笑了起来，白崇禧捞了捞袖子，狠狠地说道：
“他们有几个脑袋！”
“这些共党分子，太可恨了！”黄绍竑也气愤地说道。
“哎呀，季宽，你的胡子呢？”李宗仁乍一见到黄绍竑，就觉得他身上似乎少了些什么，但四人彼此一寒暄，在码头上还来不及细想，现在到了汽车上，这才想起黄绍竑那一腮剽悍的大胡须没有了，使李宗仁感到十分奇怪。因为黄绍竑觉得他和白崇禧在百色被刘日福的自治军打败，是他从军以来的一大耻辱，便从此蓄须以明志。多少年来，他那一腮大胡须都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部下的团长们背地便常以“胡须佬”呼之。在李宗仁的撮合下，黄绍竑与南宁的一枝花蔡凤珍小姐结合，其间曾有两个问题颇为棘手，一个是蔡凤珍的地位问题，一个是黄绍竑的胡子问题。经过多次协商，用平妻制的办法，解决了蔡凤珍与黄绍竑结合后的地位问题。即两房夫人并不同居，彼此在名位上毫无轩轾。但是，想不到最后问题却出在黄绍竑那一大把胡须上，这几乎使他们的美满婚姻破裂。因为蔡小姐坚持要黄绍竑剃去那一大把吓人的胡须才答应结婚，而黄绍竑却坚决不干，说要剃胡须，除非要他不做军人。一个要剃，一个不肯剃，于是这一大把胡须便成了他们结合的唯一障碍。看到事情要破裂，急得李宗仁两边奔走，说得口干唇燥，还是无济于事。
李宗仁无奈，只得向白崇禧讨计，白崇禧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去找蔡小姐的父亲——那位在南宁东门街开照相馆的蔡老板。当时蔡小姐和其父母皆在家中，蔡小姐给白崇禧沏了杯茶，蔡老板问道：
“白参谋长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贵干？”
“特为黄民政长那一大把胡须做说客而来！”白崇禧呷了口茶，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不愿听！他要不剃去那令人恶心的胡子，就别想办喜事！”蔡小姐高傲得像一位公主，说话毫无商量的余地。
“啊，蔡小姐，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白崇禧“摇起鹅毛扇”来了，“民政长那胡须，乃不同于常人之胡须也。当年，我和他在百色驻防时，他是第一营营长，我是第二营营长。因我们的司令马晓军不听我言，疏于防范，全军被自治军刘日福部包围缴械。我和民政长在乱军中逃出百色，夜宿在一个土地庙中，好生凄凉！半夜里，民政长突然醒来，催我快走，说他刚才在梦中见一长着胡须的仙人，告诉他赶快离开土地庙，说追兵将至，要他向西北方向走。我们将信将疑，走出土地庙，黑夜中踉踉跄跄向西北方向走去，没想到我们走不到半里路，追兵就到了那座土地庙前，好险！我们朝西北方向走，民政长到凌云一带去拉武装，我则到贵州去搬兵，不久我们就打回百色，经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就统一了广西。黄民政长那胡须，便是在土地庙遇神仙之后蓄起的，从那之后，事事如意，一帆风顺。如今蔡小姐执意要他剃去，他如何下得了手？”白崇禧能言善辩，硬是把一个杜撰的荒唐故事，说得出神入化，蔡小姐和他的父母听得津津有味。遂不再坚持要剃须方才办喜事的条件了。但蔡小姐毕竟是个受过中学教育的女子，日子一久，便不再信那胡须的神话，只觉得丈夫腮下爬着个大刺猬一般，生活上不方便，看上去也总不顺眼，时常有烦言。李宗仁在北伐前，也曾听到过，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只是笑笑而已。现在见黄绍竑腮上的大胡须剃得溜光，李宗仁猜想，一定是黄绍竑屈从于夫人蔡凤珍施加的压力，最后不得不把胡须剃掉，他见黄绍竑不说话，便笑道：
“季宽，还是你夫人有魄力啊，这胡须问题，到底你斗不过她哩！”
“我老婆管不了我的胡须！”黄绍竑冷冷地说道。李宗仁不提这胡须问题则可，一提起来，黄绍竑怒火骤起，牙齿咬得嘎巴直响，没头没脑地说道：“刘日福缴过我的械，这是我作为军人的第一次耻辱；他们逼我剃掉了胡须，这是我作为军人和省长的第二次奇耻大辱！这仇不报，我的恨永远难消！”
“啊？这是怎么回事？”李宗仁和白崇禧听了大惊，他们在前方，曾听到过第六军军长程潜在南昌郊外突围时“剃须弃袍”的笑话，没想到黄绍竑在后方也演出过这么一出滑稽戏，李、白二人见绍竑正在怒发冲冠之中，不便细问。李济深却早憋不住，狠狠地说道：
“季宽那胡须，是被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逼得剃掉的！”
“啊！”李、白二人听了，又是一惊，他们实在没想到，他们正被上海的工人纠察队的革命行动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远在大后方的广州，工人纠察队竟也闹得这么凶。他们觉得，蒋总司令的决心下得太及时了，不把这些闹事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坚决地镇压下去，他们想在北洋军阀的基础上重建旧秩序的计划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一点上，不仅李济深与李、黄、白是一致的，便是与那位他们多有反感的蒋总司令也是一致的。
“任公与季宽这次由粤到沪，难道路途不顺？”李宗仁不但关心黄绍竑的胡须，而且更关心两广的动态。因为现在局势混乱，他在前方，不能不时刻想到后方的事，也许因为他是军人，而军人的眼光在盯着前敌时，同时也看着自己的后路。他听李济深这话，便感到两广问题也很严重，忙问起来。
“真是一言难尽，我与季宽虽是两广的党政军负责人，但行动却不能自由！”李济深也是满腔怒气，把他和黄绍竑这次由粤赴沪的经过情形，向李、白二人说了。
原来，蒋介石见白崇禧已占领上海，便从南昌给在广州的李济深发电，要他偕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到上海开秘密会议。李济深急电南宁，要黄绍竑立刻秘密到广州来。黄绍竑接电，不知李济深要他去广州商量什么机密大事。他的夫人蔡凤珍长住珠江颐养园，几乎每月他都要去广州一两次，接到李济深的急电，黄绍竑即登上他的专轮到广州去了。李济深向黄绍竑出示了蒋总司令的电报，那电报虽不说要他们到上海去商量什么重大问题，但李、黄二人都已估计到必是为了反共大事。他们交换了一下两广最近发生的问题，一致认为反共势在必行，当即决定联袂赴沪。临行前，李济深对黄绍竑道：
“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准备好了，下午就要动身，但是现在码头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监视得很严密，我们的行动一定要秘密。”
黄绍竑回到珠江颐养园，对夫人蔡凤珍说道：“蒋总司令来电邀任公和我秘密到上海去商量军机大事，今天下午就要登船。任公说码头上工人纠察队监视得十分严密，要我们秘密行动，切不可暴露身份。”
蔡凤珍看着丈夫那满腮大胡子，说道：“你那满面络腮长胡子就像挂了一个大招牌，哪一个不认得你？要秘密就首先得把胡子剃去，不然你怎么去得？”
黄绍竑捋着长须，觉得夫人的话很有道理，在两广的军政要人，只有他有这么一腮大胡子，特征的确十分明显。
原来，自从民国十四年六月以来，香港工人阶级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举行了罢工。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工人在东校场集会，声援香港工人的罢工行动，当游行队伍从沙面租界旁经过时，突遭英法军队开枪屠杀。省港工人愤怒罢工，十数万工人离开香港和沙面租界，离开了英国轮船。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对香港进行封锁。省港罢工持续了一年多，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威风，到民国十五年底，工人纠察队虽然停止了对香港的封锁，但码头交通要道仍有工人纠察队严密监视。李济深和黄绍竑对此十分不满，因此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广州北迁武汉时，曾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颁布了关于限制罢工及处置工会纠纷的布告。根据这个布告，禁止工人罢工和持械游行，对工人的罢工行动，一律以“危害公安”罪惩处。当时国共合作尚未最后破裂，这个布告只是在天空卷起一阵乌云，使人感到形势将变，工人们的革命行动仍在继续着。身为两广最高统治者的李济深和黄绍竑前往上海参加反共会议的行动，生怕被革命的工人纠察队察觉，因此不得不采取秘密行动。
“
我这胡须留了六七年，岂能轻易剃掉？”黄绍竑不断抚摸着腮上的长须，明知夫人的话说得有理，却仍舍不得这一大把胡须。
“当年为了你的面子，我给你的胡须让了步，难道码头上的工人纠察队也会看在这胡须的份上，给你让路吗？”蔡凤珍已经把剪刀和刮脸刀拿到黄绍竑面前了。
“嘭”的一声，黄绍竑一拳打在桌子上，那双冷峻的眼睛中射出两道仇恨的冷光，他一只手紧紧地握着颏下的胡须，狠狠地说道：
“当年蓄须是为了不忘被缴械的耻辱，今天我身为党国要人，却连颏下一把胡须都保不住，这比在百色被缴械还要耻辱几倍！”
被迫剃须，黄绍竑认为这是他从军以来第二次被缴械，他的气愤可想而知。但他到底是个果断之人，说完便拿起剪刀，将长须“嚓嚓”剪下，然后把下巴和嘴唇上下剃得溜光。他把那剪下的胡须用布包好，交给夫人蔡凤珍道：
“好好替我保存起来，我看到这胡须，便会不忘这两次耻辱！”
“这还值得什么保留的东西，把它丢到江里去就永远干净了！”蔡凤珍口里虽这么说，但还是遵从丈夫的意志，把那一大把胡须放到柜子里给他保存了起来。
黄绍竑剃须易服，怀着一腔对共产党人的仇恨，偷偷地登上一艘小艇，驶出码头，然后爬上省港轮船“泰山号”，在船上与李济深会见，一齐往香港去了。到香港后，转乘美国邮船“比士亚总统号”赴上海。
李宗仁和白崇禧听了黄绍竑剃须易服的事，也是恨得牙痒痒的，李宗仁说道：
“程颂云（程潜字颂云）割须弃袍于前，黄季宽剃须易服于后，现在无论前方还是后方，都布满了敌人！”
“刀可剃须，亦可杀人！”黄绍竑冷冷地说了一句。
汽车开到龙华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内，白崇禧把李济深、李宗仁和黄绍竑请到他的办公室后面的一间房子里座谈，他们分别的时间很长了，有很多情况要交换，当然，他们都是广西人，异地相逢，又有一种乡谊的亲切感。刚坐下喝了两口茶，参谋长张定璠便来报告：
“蒋总司令与何总指挥到。”
白崇禧把眼睛眨了眨，说道：“把他们请到这里来吧。”
当脸色苍白的蒋介石和何应钦出现在门口时，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一齐起立。
蒋介石瞥了这四个握有实力和地盘的广西人一眼，心头不禁一阵战栗，这四个广西人，都好生厉害。李、白在前方统兵作战，抢地盘；李、黄在两广后方看家，守地盘，一前一后，一张一弛，这盘棋使蒋介石感到气势咄咄逼人。如今武汉政府和共产党在逼他，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都在反他，还有上海的工人阶级也在与他作对，而面前的这四个广西人，则像四只猛虎似的，朝他虎视眈眈，在这里，他甚至觉得连这个“何婆婆（即何应钦，有何婆婆之外号）”的眼光也不像往常那么温驯了。蒋介石不久前曾从南昌去过武汉一次，武汉方面，特地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但蒋介石并不是去武汉投奔他的政敌们的，他在会上与鲍罗廷等人吵了几架，窝着一肚子气，跑到九江，他恨共产党，也恨国民党左派，恨苏联顾问鲍罗廷。他要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开刀，向工农大众开刀，他要以血腥的屠杀和镇压来巩固他总司令的地位和攫取更大的权力。他从赣州杀起，一路杀下来，在南昌、九江、安庆、芜湖残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当他得知白崇禧率军已到达上海时，便乘军舰到安庆要李宗仁随他去上海。
蒋介石是三月二十六日到上海的，在高昌庙码头上岸后，即由法帝国主义的汽车护送到法租界祈齐路交涉署。蒋介石刚坐下，他的师父黄金荣、老友虞洽卿便接踵来访，然后是租界“政事处长”法国人吉文斯来见。吉文斯特地送给蒋介石一张特种通行证，允许他可以带着卫兵自由进出租界。蒋介石收下特种通行证，满脸笑容地对吉文斯道谢后说道：“保证和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为了奖励蒋介石的“密切合作”和建立“新秩序”的贡献，上海的大买办、大地主、青红帮头目和帝国主义分子，慷慨地送给蒋介石一千五百万元的备用金，并且还预约在恢复上海的“秩序”之后，将赠以三千万元的巨额款项作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的资本。看着这些白花花的银钱，蒋介石心花怒放，他决定从上海开始实行“清党”。但是当他召集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二师的各级军官训话，强调唯有“清党”才能继续北伐时，第一师中的军官便挺身而出向他质问道：
“总司令要‘清党’，实际上便是反共，这岂不是公然违反了孙总理的三大政策吗？”
“我们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一直高呼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些口号，总司令已下令不准再喊了，请问总司令，你是带领我们革命，还是带领我们去反革命？”
“……”
第一师中的军官，多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无视蒋总司令的淫威，一个个当场把这位威风凛凛的总司令和昔日的校长质问得哑口无言。蒋介石被气得火冒三丈，他拍打着桌子，大声叱喝着：
“这个是……这个是岂有此理！”
蒋总司令带着一肚子火气，刚回到交涉署，门外已有许多黄埔学生出身的军官在等候着他。
“请问总司令，为什么要实行‘清党’？这是根据孙总理哪一条遗训？”
“校长昔日在黄埔曾一再强调‘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等。校长今日对‘清党’将作何解释？”
“校长对帝国主义者在南京屠杀国人，有何看法？”
“……”
蒋介石见他这些平日服从性一向很好的学生，现在一个个竟变得桀骜不驯，一齐包围着他，憎视着他，他气得肚子差点要爆炸了。他背着双手，在客厅中怒气冲冲地转着圈，歇斯底里地叫喊着，责骂道：
“这个，唵，这个，你们都是中了共产党的毒！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欲取国民党而代之，如不及时‘清党’，前途不堪设想！”
蒋介石用那双红得快要冒火的眼睛瞪着他的学生们，一下由责骂转为劝慰：
“吾人当初容共的目的，是希望共产党协助吾人实行三民主义，岂料北伐打到长江，共产党坚决要搞苏俄的共产主义，这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在各地组织工农暴动，企图用武装夺取政权，吾人是黄帝子孙，不能亡于俄人之手！吾人为了实现孙中山总理的三民主义，所以要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过去，本总司令容共，今天，本总司令要为全国民众‘清党’。你们都是黄埔精华，一定要相信本总司令‘清党’决策之正确和必要……”
蒋介石为了说服这批黄埔学生跟他进行“清党”，终日舌敝唇焦地责骂着，谆谆善诱地劝慰着，严词厉语地训诫着，信誓旦旦地剖白着，没有片刻停歇，弄得他声音喑哑，面色苍白，肝火上冒。由于他的嫡系部队已经不稳，因此“清党”的行动一直迟迟不敢动手，一时急坏了他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者。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立即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说：“告诉蒋介石，除非他能够表示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行动，否则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急得额头上直冒冷汗，没有列强的支持，他还能干什么呢？
但是，他现在实在没有举起屠刀的勇气，他的部队太不可靠了，何应钦看出蒋介石的心思，便慢慢地说道：
“这事体看来得请李德邻和白健生他们帮忙才行啊！”
何应钦一句话，顿时提醒了蒋介石，要“清党”反共，不但得靠前方的李、白，而且还离不开后方的李、黄。于是，他命人给李济深发急电，令其邀黄绍竑赴沪商议大事。这时，他估计李济深和黄绍竑要到上海了，便与何应钦驱车到龙华白崇禧的指挥部来一探虚实，恰好李济深和黄绍竑也同时到达。蒋介石还是第一次看见这四个不同寻常的广西人聚在一起，他那颗一向多疑的心立即裹上一层厚厚的迷雾疑云。目今，从两广出发的北伐军七个军长，除了何应钦算他的人之外，其余几乎全部反对他。现在，剩下的便是这四个令他捉摸不定的广西人了，他们与他毫无历史渊源关系，他们会支持他“清党”反共吗？蒋介石不但怀疑这四个广西人，而且也怀疑来自广西邻省贵州省的这个何应钦，他怀疑何应钦是不是与他们有什么勾结，不然，何应钦为什么提议要他来找广西人商量此事呢？难道广西人比他的嫡系部队还可靠？疑虑重重的蒋介石和李济深、黄绍竑握了握手后，便无精打采地坐下了。
“任潮，季宽，我请你们来，是要商量一件大事，在此之前，请你们先谈谈两广的情况吧！”蒋介石用狐疑的眼光，审视着李济深和黄绍竑。
“糟透了！”李济深摇着头，说道，“广州工人连续罢工游行，动辄数十万人涌上街头。国民政府北迁前曾颁布了关于限制罢工及处置工会纠纷的布告，但是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联名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这一措施，并组织各工人团体代表团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所谓纠正错误措施的意见书。政府怕闹出乱子，只得把这个布告搁置起来，暂不施行。农村里，也是一团糟，海陆丰、普宁、高要一带的农民协会，打土豪，闹得更是不像话，如果不早日镇压，则其他各县农民都要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
“广西的情况也差不多。”黄绍竑说道，“最为严重的是共产党人韦拔群在东兰县一带组织农民协会，拥有武装，他们抗税抗租，不还债，焚烧契约，公开抗拒政府，赶走了该县县长，这股风潮正在日益扩大，闹得各地人心惶惶。不过现在要进行镇压还是很容易的，所以不敢镇压，是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里那些共产党人和他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
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那苍白的脸上，浮起一丝微笑，用沙哑的声音对何应钦道：
“敬之，你谈谈南京的情况吧。”
何应钦用手指扶了扶眼镜框，慢慢说道：“第六军于三月二十四日攻占南京，由于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劫外国领事馆和殴打外国侨民，列强为了保护侨民，因而命英舰‘翡翠号’和美国驱逐舰‘诺亚号’‘普莱斯顿号’用大炮轰击南京达半小时之久。我军民死伤二千余人，被毁房屋无数。南京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不‘清党’反共，北伐就再无法进行。”
蒋介石又满意地点了点头，何应钦不止赞成他“清党”反共，而且把帝国主义利用北洋军阀直鲁联军在撤离南京前夕所制造的骚扰，以保护侨民的借口对北伐军和南京市民所进行的血腥屠杀，巧妙地转嫁到共产党人的身上，为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制造借口。
接着是白崇禧发言：“上海情况，也极为复杂混乱。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周恩来、汪寿华等均在上海大肆活动。上海工会气焰熏天，工人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根本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声言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对此外国领事团已发出严重警告，据称美国驻华海军司令威廉斯已发出命令，从马尼拉调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到上海。日本驻沪海军司令加藤，命令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各驱逐舰队集中于上海。法国也调来安南兵两千四百名。现在集中在上海的外国军队约三万人，军舰四十
五艘。如果发生冲突，不但汇聚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清党’反共势在必行，望总司令速下决心。”
蒋介石没想到这四位广西人如此拥护他，他振作了一下，喝了一口白开水，这才说道：
“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就不怀好意，它的组织仍然保留，并在我们党内继续发展，自去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本党中央某些机关和负责人受了共产党分化，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革命阵营出现了分裂。这些，都是共产党的阴谋造成的，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领导权就要被共产党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因此‘清党’就是忠于孙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坚持三民主义的具体表现。”
蒋介石说得声嘶力竭，忙又喝了一口白开水，看了一眼这四位广西军人，有点神不守舍地问道：
“既然大家都同意‘清党’，你们看怎么办好呢？”
李宗仁毫不犹豫地把他在战场上的那一套速战速决的战术亮了出来：“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蒋介石愁眉苦脸地摇着头说：“我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特别是各级官佐思想动荡，连薛岳和严重这两位师长也都公然反对‘清党’，你们看怎么办呢？”
“总司令不必担心，我可把我第七军由芜湖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李宗仁满有把握地说道，“总司令此时可大刀阔斧地把刘峙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可用第二师监视其他各师，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蒋介石听了李宗仁这番话，心里更是又惊又怕，惊的是想不到李宗仁对“清党”的决心如此之果断，怕的是李宗仁利用“清党”之机解决他的部队。但是，眼下可供他选择的只有“清党”反共这一条路，他相信在上海这十里洋场，有列强为后盾，有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的帮会势力做打手，李宗仁他们是不敢轻易动他这位总司令的，何况他的部队也并未完全不可靠。
“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蒋介石同意李宗仁的意见，他又问白崇禧，“要在上海‘清党’，需要多少部队？”
白崇禧比李宗仁回答得更加干脆：“把薛岳和严重两师调离上海，留下刘峙师和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便够了。”
“健生兄，上海工人有数十万之多，一军一师留沪实力是否单薄了点？”何应钦提醒白崇禧道。
“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是在浙江时刚收编的，目下军中尚未有政工人员，全军没有受共产党影响，它能忠实地执行‘清党’反共的命令。刘峙服从性一向很好，因此有这两支部队也就够了。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张啸林、杨虎等都是坚决反共的，皆可以为我所用。还有列强在租界上的力量，也可协助我们。”白崇禧说道。
“四一二”大屠杀
“好，”蒋介石见白崇禧已有周密计划，当即下令道，“我现在就任命你为上海戒严司令，周凤歧为副司令，‘清党’军事上由你全权负责！”
蒋介石接着又对李济深和黄绍竑说道：“两广的‘清党’工作，亦照此办理，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
蒋介石对“清党”做了军事上的部署之后，知道实力雄厚的广西军人坚决支持他，胆子更加壮了起来。接着他授意在上海莫利爱路孙中山故居召开留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议。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出席。会议根据吴稚晖提出的“共产党联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案，进行讨论，最后一致议决，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做非常紧急处置，即对“目前在各地公开活动之共产党危险分子，经党部检举者，即通知该地军警当局，暂予监视。一面制止其活动，以防阻叛乱于未然，并须和平对付，一面静候贵委员等召集全体会议，公决处分之方”。
吴稚晖的这个提案一出，蒋介石便办好了“清党”反共的党内手续。四月九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人联名发出一通长达三千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至此，蒋介石“清党”反共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凌晨，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戎装笔挺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阅读《战国策》。这是白崇禧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愈是在戎马倥偬之中，大战即将展开之际，他愈是镇静异常，能读一些他认为要常读而平日又为军政事务所干扰不能潜心研读的书籍。他喜欢读《孙子》《春秋》《战国策》《史记》等古书，还喜欢研究拿破仑和华盛顿。今晚，从天黑之后，他便坐在司令部里读书。他生活颇俭朴，办事严谨，办公室有一部老式电话机和一台古老的挂钟，没有皮沙发之类的奢侈品，只放着几张没有什么特色的木椅。办公桌也是旧的，黑亮的油漆已经斑驳，桌面上摆着文房四宝、卷宗，除写字的位置外，几乎被许多线装书占满。四壁墙上，全是军用地图，这些地图中最显眼的要算那幅上海市区的地图了，那上边画着许多红蓝色的圆圈、三角形和一支支令人触目惊心的红色箭头。白崇禧在埋头读书，墨绿色的宝塔式台灯散发着橘黄色的光，将他俊俏的身影投在墙壁上。他像一个勤学苦读的高级军校学生，正利用午夜的宁静孜孜不倦地攻读着功课。整个司令部，也都十分安静，除了必要的警卫、通讯和作战参谋执行必要的勤务外，其余人员都已睡去。司令部只有白崇禧办公室那台古老的挂钟，在发出嘀嗒嘀嗒的走动声，它那急促的声音，仿佛要向已经沉睡了的上海市民乃至全中国的所有国民宣告一件异乎寻常严重的事件……
这是江南的春天，正是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时节。春夜里，一轮明月幽幽地照着沉睡了的大地。地处上海市郊的龙华，静得出奇，连田野上的虫子叫声都听得见，湿润的春风，正拂动着长长的柳丝，把油菜花的清香送到每一个角落。
“当、当、当、当”，那古老的挂钟敲了四响，拂晓前的大地，还没有醒来，远处的村庄里，有隐隐可闻的鸡啼声，白崇禧毫无倦意，仍在灯下攻读着。
“丁零零……”
那台老式电话机响了，白崇禧伸手拿过话筒，送话器中传来蒋介石那一口蹩脚的浙江国语：
“唵，健生吗？有什么情况？”
白崇禧淡淡一笑，心里说道：“他倒沉不住气了。”他平静地对蒋介石道：
“总司令还没睡吗？再有一个多小时天就要亮啰！”
“我问你，有什么情况没有？”蒋介石不耐烦地问道，他声音干涩，大概也是一夜没睡。
“动手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啊，总司令打打盹儿，就可以听到好消息了。”白崇禧说话的声音平静而亲昵，仿佛他正和一位老朋友闲聊什么事一般。
“嗯，嗯，这个，我没法睡……”蒋介石放下了电话。
白崇禧被蒋介石这一扰，看书的兴趣顿时索然，他离开坐椅，在室内缓缓踱步，饶有兴味地回味着几天来，他和蒋介石两人所导演的这一幕即将以鲜血和尸首作为开场的戏剧。
蒋介石来龙华与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开过“清党”反共会议之后，过了两天，上海总工会大概觉得形势有点不对头，便派代表到祈齐路交涉使署去见蒋介石。工会代表陈述了上海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之经过。蒋介石微笑着连说道：
“这个，很好，是很好的！”
“传说蒋总司令有将驻闸北的薛岳师长调走，由第二师师长刘峙驻防，并将敝会纠察队缴械的消息，请总司令一言以释群疑。”工会代表说道。
“这个，纯属子虚。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本总司令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蒋介石答道。
“如有流氓乘机捣乱纠察队及敝会怎么办？”工会代表又问道。
“本总司令当严厉制止！”蒋介石毫不含糊地答道。
工会代表见蒋总司令如此维护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便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薛岳师被从闸北调往镇江，刘峙师前来接防。
上海市各界人民举派代表到龙华来见白崇禧，要求挽留薛岳师，拒绝刘峙师，白崇禧无可奈何地答道：
“此乃蒋总司令之决定，本人无权过问此事，请诸位去找蒋总司令陈述。”
那些代表见白崇禧说得如此诚恳，想来他是无权过问这件事的，便到交涉使署去找蒋总司令。但他们哪里知道，此时蒋总司令已到了美国海军的旗舰“匹茨堡号”上，正和美国海军上将威廉斯商谈关于“维持”上海秩序的办法呢。共产党实在老实得可笑！白崇禧看着那些离去的工人代表，发出一声嘲弄的冷笑。
四月八日，白崇禧颁布了戒严令。布告上海全市民众团体：“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决不容许存在。”接着在白崇禧的授意与纵容下，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等帮会头子组织大批流氓打手冒充工人纠察队，四出抢掠，为非作歹。白崇禧随即发出通令，警告工人纠察队如再“扰乱社会秩序”，定将“严惩不贷”。蒋介石见白崇禧干得十分卖力，遂从那一千五百万元“清党”用的备用金中，分给白崇禧一百五十万元。白崇禧将这笔巨款毫不客气地转存入外国银行之中。他的荷包装满了金钱。这个自幼曾遭失学痛苦的人，如今有了大把的钱，他感到某种满足，但又不满足。
四月十一日晚上，白崇禧决定对上海工人的大本营——商务印书馆采取行动。这里住着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和汪寿华，住着上海总工会武装纠察队。攻破商务印书馆，不但可打掉共产党在上海的指挥机关，而且还可同时消灭工人武装纠察队——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其余各处则由军队和租界及帮会势力负责肃清。对攻打商务印书馆，白崇禧进行了精心策划。他命人向黄金荣和杜月笙秘密借了工会符号和工人服装，由突击队打扮成工人混入商务印书馆的工厂，策应由外面进攻的部队，以便里应外合一举突破。
“当、当、当、当、当”，那古老的挂钟发出五响，向国人和世界宣告一个血腥的日子的来临。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上空立刻升起一串白色信号，在租界内早已准备就绪的青红帮打手立即分散四出，配合军队扑向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的工人纠察队驻地。租界内的美、英、法、日各帝国主义的侵略军也同时采取行动。
上海工人的大本营——商务印书馆被突破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死伤三百余人。
上海街头，捕人的警车在狂叫，杀人的枪声不绝，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鲜血满地流淌，全上海被杀人魔王投入了无边的血海……
白崇禧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觉得此时似乎已无事可做了，他踱进办公室旁的一个耳房里，在行军床上躺下，不久便静静地睡去了。
太阳从血海中升起，温润的晨风带着浓郁的血腥味——这是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黎明！
“任公、季公，你们好！”他终于发现了要寻找的两位贵客，一下过去紧紧拉住那两位的手。
“啊？健生呢？”那两位客人见来接他们的竟是身穿西装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张定璠，心中感到十分诧异。
张定璠将两位客人拉到一旁，悄悄说道：“二公不可在此上岸，请即和我转登海关的小火轮，到高昌庙下船，德公和健公均在那里等候。”
两位客人闻知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前边等候，便命随从提上行李，跟张定璠鱼贯走下舷梯，上了海关的小火轮。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不是别人，乃是北伐军留守广州大后方的李济深和广西省主席黄绍竑，他们是奉蒋总司令的电令，秘密从广州乘船到上海来开会的，因此不便在码头公开露面。
“上海情况怎样？”黄绍竑一上了小火轮，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情况相当严重！”张定璠请李济深和黄绍竑到舱内坐下后，这才说道，“自从我军克复上海之后，租界的周围都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与租界内的外国军警隔着铁丝网对峙着。不但出入不方便，而且很危险。连白总指挥的汽车底下也发现过炸弹。因此租界里万不能住，白总指挥特命我迎接二公到总指挥部去住，一者安全可靠，二者可随时磋商机密。”
李济深和黄绍竑听了，心里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们从舱内的小圆形窗口望去，只见黄浦江内，布满外国兵舰，那些不可一世的炮舰上，大炮全都褪了炮衣，黑洞洞的炮口，全部指向上海市区。李济深和黄绍竑看了，觉得情况的确相当严重，一时忧心忡忡，沉默不语。小火轮开到高昌庙码头，李宗仁和白崇禧带着卫队早已在码头上迎候。他们四个人分别差不多快一年了，李宗仁、白崇禧在前方，李济深、黄绍竑在后方。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四位广西老乡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地位和权力都随着向前推进的北伐战争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增强。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他们却几乎是在同时倒退，与滚滚向前的大革命潮流背道而驰。李济深是李、黄、白的老大哥，是他们的恩人，由于李济深的支持和帮助，才使他们走上与广州革命阵营相结合的道路，得到了发展和壮大的机会。不过，李济深也罢，李、黄、白也罢，他们都是被卷进时代洪流中的革命同路人，随着革命阵营的分化，他们与革命也就走到了三岔路口，准备分道扬镳了。他们四个人，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在上海相见，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辛苦了！”李济深和黄绍竑一踏上码头石级，李宗仁和白崇禧便急忙迎上前去，四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四个人嘴里几乎是同时说出同一句话来。他们一齐上了白崇禧的小汽车，李济深那一向不苟言笑的脸上，似笑非笑地对着李、白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汽车底下被人放了炸弹没有呀？”
李、黄、白都被他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说得笑了起来，白崇禧捞了捞袖子，狠狠地说道：
“他们有几个脑袋！”
“这些共党分子，太可恨了！”黄绍竑也气愤地说道。
“哎呀，季宽，你的胡子呢？”李宗仁乍一见到黄绍竑，就觉得他身上似乎少了些什么，但四人彼此一寒暄，在码头上还来不及细想，现在到了汽车上，这才想起黄绍竑那一腮剽悍的大胡须没有了，使李宗仁感到十分奇怪。因为黄绍竑觉得他和白崇禧在百色被刘日福的自治军打败，是他从军以来的一大耻辱，便从此蓄须以明志。多少年来，他那一腮大胡须都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部下的团长们背地便常以“胡须佬”呼之。在李宗仁的撮合下，黄绍竑与南宁的一枝花蔡凤珍小姐结合，其间曾有两个问题颇为棘手，一个是蔡凤珍的地位问题，一个是黄绍竑的胡子问题。经过多次协商，用平妻制的办法，解决了蔡凤珍与黄绍竑结合后的地位问题。即两房夫人并不同居，彼此在名位上毫无轩轾。但是，想不到最后问题却出在黄绍竑那一大把胡须上，这几乎使他们的美满婚姻破裂。因为蔡小姐坚持要黄绍竑剃去那一大把吓人的胡须才答应结婚，而黄绍竑却坚决不干，说要剃胡须，除非要他不做军人。一个要剃，一个不肯剃，于是这一大把胡须便成了他们结合的唯一障碍。看到事情要破裂，急得李宗仁两边奔走，说得口干唇燥，还是无济于事。
李宗仁无奈，只得向白崇禧讨计，白崇禧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去找蔡小姐的父亲——那位在南宁东门街开照相馆的蔡老板。当时蔡小姐和其父母皆在家中，蔡小姐给白崇禧沏了杯茶，蔡老板问道：
“白参谋长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贵干？”
“特为黄民政长那一大把胡须做说客而来！”白崇禧呷了口茶，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不愿听！他要不剃去那令人恶心的胡子，就别想办喜事！”蔡小姐高傲得像一位公主，说话毫无商量的余地。
“啊，蔡小姐，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白崇禧“摇起鹅毛扇”来了，“民政长那胡须，乃不同于常人之胡须也。当年，我和他在百色驻防时，他是第一营营长，我是第二营营长。因我们的司令马晓军不听我言，疏于防范，全军被自治军刘日福部包围缴械。我和民政长在乱军中逃出百色，夜宿在一个土地庙中，好生凄凉！半夜里，民政长突然醒来，催我快走，说他刚才在梦中见一长着胡须的仙人，告诉他赶快离开土地庙，说追兵将至，要他向西北方向走。我们将信将疑，走出土地庙，黑夜中踉踉跄跄向西北方向走去，没想到我们走不到半里路，追兵就到了那座土地庙前，好险！我们朝西北方向走，民政长到凌云一带去拉武装，我则到贵州去搬兵，不久我们就打回百色，经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就统一了广西。黄民政长那胡须，便是在土地庙遇神仙之后蓄起的，从那之后，事事如意，一帆风顺。如今蔡小姐执意要他剃去，他如何下得了手？”白崇禧能言善辩，硬是把一个杜撰的荒唐故事，说得出神入化，蔡小姐和他的父母听得津津有味。遂不再坚持要剃须方才办喜事的条件了。但蔡小姐毕竟是个受过中学教育的女子，日子一久，便不再信那胡须的神话，只觉得丈夫腮下爬着个大刺猬一般，生活上不方便，看上去也总不顺眼，时常有烦言。李宗仁在北伐前，也曾听到过，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只是笑笑而已。现在见黄绍竑腮上的大胡须剃得溜光，李宗仁猜想，一定是黄绍竑屈从于夫人蔡凤珍施加的压力，最后不得不把胡须剃掉，他见黄绍竑不说话，便笑道：
“季宽，还是你夫人有魄力啊，这胡须问题，到底你斗不过她哩！”
“我老婆管不了我的胡须！”黄绍竑冷冷地说道。李宗仁不提这胡须问题则可，一提起来，黄绍竑怒火骤起，牙齿咬得嘎巴直响，没头没脑地说道：“刘日福缴过我的械，这是我作为军人的第一次耻辱；他们逼我剃掉了胡须，这是我作为军人和省长的第二次奇耻大辱！这仇不报，我的恨永远难消！”
“啊？这是怎么回事？”李宗仁和白崇禧听了大惊，他们在前方，曾听到过第六军军长程潜在南昌郊外突围时“剃须弃袍”的笑话，没想到黄绍竑在后方也演出过这么一出滑稽戏，李、白二人见绍竑正在怒发冲冠之中，不便细问。李济深却早憋不住，狠狠地说道：
“季宽那胡须，是被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逼得剃掉的！”
“啊！”李、白二人听了，又是一惊，他们实在没想到，他们正被上海的工人纠察队的革命行动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远在大后方的广州，工人纠察队竟也闹得这么凶。他们觉得，蒋总司令的决心下得太及时了，不把这些闹事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坚决地镇压下去，他们想在北洋军阀的基础上重建旧秩序的计划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一点上，不仅李济深与李、黄、白是一致的，便是与那位他们多有反感的蒋总司令也是一致的。
“任公与季宽这次由粤到沪，难道路途不顺？”李宗仁不但关心黄绍竑的胡须，而且更关心两广的动态。因为现在局势混乱，他在前方，不能不时刻想到后方的事，也许因为他是军人，而军人的眼光在盯着前敌时，同时也看着自己的后路。他听李济深这话，便感到两广问题也很严重，忙问起来。
“真是一言难尽，我与季宽虽是两广的党政军负责人，但行动却不能自由！”李济深也是满腔怒气，把他和黄绍竑这次由粤赴沪的经过情形，向李、白二人说了。
原来，蒋介石见白崇禧已占领上海，便从南昌给在广州的李济深发电，要他偕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到上海开秘密会议。李济深急电南宁，要黄绍竑立刻秘密到广州来。黄绍竑接电，不知李济深要他去广州商量什么机密大事。他的夫人蔡凤珍长住珠江颐养园，几乎每月他都要去广州一两次，接到李济深的急电，黄绍竑即登上他的专轮到广州去了。李济深向黄绍竑出示了蒋总司令的电报，那电报虽不说要他们到上海去商量什么重大问题，但李、黄二人都已估计到必是为了反共大事。他们交换了一下两广最近发生的问题，一致认为反共势在必行，当即决定联袂赴沪。临行前，李济深对黄绍竑道：
“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准备好了，下午就要动身，但是现在码头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监视得很严密，我们的行动一定要秘密。”
黄绍竑回到珠江颐养园，对夫人蔡凤珍说道：“蒋总司令来电邀任公和我秘密到上海去商量军机大事，今天下午就要登船。任公说码头上工人纠察队监视得十分严密，要我们秘密行动，切不可暴露身份。”
蔡凤珍看着丈夫那满腮大胡子，说道：“你那满面络腮长胡子就像挂了一个大招牌，哪一个不认得你？要秘密就首先得把胡子剃去，不然你怎么去得？”
黄绍竑捋着长须，觉得夫人的话很有道理，在两广的军政要人，只有他有这么一腮大胡子，特征的确十分明显。
原来，自从民国十四年六月以来，香港工人阶级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举行了罢工。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工人在东校场集会，声援香港工人的罢工行动，当游行队伍从沙面租界旁经过时，突遭英法军队开枪屠杀。省港工人愤怒罢工，十数万工人离开香港和沙面租界，离开了英国轮船。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对香港进行封锁。省港罢工持续了一年多，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威风，到民国十五年底，工人纠察队虽然停止了对香港的封锁，但码头交通要道仍有工人纠察队严密监视。李济深和黄绍竑对此十分不满，因此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广州北迁武汉时，曾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颁布了关于限制罢工及处置工会纠纷的布告。根据这个布告，禁止工人罢工和持械游行，对工人的罢工行动，一律以“危害公安”罪惩处。当时国共合作尚未最后破裂，这个布告只是在天空卷起一阵乌云，使人感到形势将变，工人们的革命行动仍在继续着。身为两广最高统治者的李济深和黄绍竑前往上海参加反共会议的行动，生怕被革命的工人纠察队察觉，因此不得不采取秘密行动。
“
我这胡须留了六七年，岂能轻易剃掉？”黄绍竑不断抚摸着腮上的长须，明知夫人的话说得有理，却仍舍不得这一大把胡须。
“当年为了你的面子，我给你的胡须让了步，难道码头上的工人纠察队也会看在这胡须的份上，给你让路吗？”蔡凤珍已经把剪刀和刮脸刀拿到黄绍竑面前了。
“嘭”的一声，黄绍竑一拳打在桌子上，那双冷峻的眼睛中射出两道仇恨的冷光，他一只手紧紧地握着颏下的胡须，狠狠地说道：
“当年蓄须是为了不忘被缴械的耻辱，今天我身为党国要人，却连颏下一把胡须都保不住，这比在百色被缴械还要耻辱几倍！”
被迫剃须，黄绍竑认为这是他从军以来第二次被缴械，他的气愤可想而知。但他到底是个果断之人，说完便拿起剪刀，将长须“嚓嚓”剪下，然后把下巴和嘴唇上下剃得溜光。他把那剪下的胡须用布包好，交给夫人蔡凤珍道：
“好好替我保存起来，我看到这胡须，便会不忘这两次耻辱！”
“这还值得什么保留的东西，把它丢到江里去就永远干净了！”蔡凤珍口里虽这么说，但还是遵从丈夫的意志，把那一大把胡须放到柜子里给他保存了起来。
黄绍竑剃须易服，怀着一腔对共产党人的仇恨，偷偷地登上一艘小艇，驶出码头，然后爬上省港轮船“泰山号”，在船上与李济深会见，一齐往香港去了。到香港后，转乘美国邮船“比士亚总统号”赴上海。
李宗仁和白崇禧听了黄绍竑剃须易服的事，也是恨得牙痒痒的，李宗仁说道：
“程颂云（程潜字颂云）割须弃袍于前，黄季宽剃须易服于后，现在无论前方还是后方，都布满了敌人！”
“刀可剃须，亦可杀人！”黄绍竑冷冷地说了一句。
汽车开到龙华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内，白崇禧把李济深、李宗仁和黄绍竑请到他的办公室后面的一间房子里座谈，他们分别的时间很长了，有很多情况要交换，当然，他们都是广西人，异地相逢，又有一种乡谊的亲切感。刚坐下喝了两口茶，参谋长张定璠便来报告：
“蒋总司令与何总指挥到。”
白崇禧把眼睛眨了眨，说道：“把他们请到这里来吧。”
当脸色苍白的蒋介石和何应钦出现在门口时，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一齐起立。
蒋介石瞥了这四个握有实力和地盘的广西人一眼，心头不禁一阵战栗，这四个广西人，都好生厉害。李、白在前方统兵作战，抢地盘；李、黄在两广后方看家，守地盘，一前一后，一张一弛，这盘棋使蒋介石感到气势咄咄逼人。如今武汉政府和共产党在逼他，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都在反他，还有上海的工人阶级也在与他作对，而面前的这四个广西人，则像四只猛虎似的，朝他虎视眈眈，在这里，他甚至觉得连这个“何婆婆（即何应钦，有何婆婆之外号）”的眼光也不像往常那么温驯了。蒋介石不久前曾从南昌去过武汉一次，武汉方面，特地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但蒋介石并不是去武汉投奔他的政敌们的，他在会上与鲍罗廷等人吵了几架，窝着一肚子气，跑到九江，他恨共产党，也恨国民党左派，恨苏联顾问鲍罗廷。他要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开刀，向工农大众开刀，他要以血腥的屠杀和镇压来巩固他总司令的地位和攫取更大的权力。他从赣州杀起，一路杀下来，在南昌、九江、安庆、芜湖残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当他得知白崇禧率军已到达上海时，便乘军舰到安庆要李宗仁随他去上海。
蒋介石是三月二十六日到上海的，在高昌庙码头上岸后，即由法帝国主义的汽车护送到法租界祈齐路交涉署。蒋介石刚坐下，他的师父黄金荣、老友虞洽卿便接踵来访，然后是租界“政事处长”法国人吉文斯来见。吉文斯特地送给蒋介石一张特种通行证，允许他可以带着卫兵自由进出租界。蒋介石收下特种通行证，满脸笑容地对吉文斯道谢后说道：“保证和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为了奖励蒋介石的“密切合作”和建立“新秩序”的贡献，上海的大买办、大地主、青红帮头目和帝国主义分子，慷慨地送给蒋介石一千五百万元的备用金，并且还预约在恢复上海的“秩序”之后，将赠以三千万元的巨额款项作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的资本。看着这些白花花的银钱，蒋介石心花怒放，他决定从上海开始实行“清党”。但是当他召集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二师的各级军官训话，强调唯有“清党”才能继续北伐时，第一师中的军官便挺身而出向他质问道：
“总司令要‘清党’，实际上便是反共，这岂不是公然违反了孙总理的三大政策吗？”
“我们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一直高呼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些口号，总司令已下令不准再喊了，请问总司令，你是带领我们革命，还是带领我们去反革命？”
“……”
第一师中的军官，多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无视蒋总司令的淫威，一个个当场把这位威风凛凛的总司令和昔日的校长质问得哑口无言。蒋介石被气得火冒三丈，他拍打着桌子，大声叱喝着：
“这个是……这个是岂有此理！”
蒋总司令带着一肚子火气，刚回到交涉署，门外已有许多黄埔学生出身的军官在等候着他。
“请问总司令，为什么要实行‘清党’？这是根据孙总理哪一条遗训？”
“校长昔日在黄埔曾一再强调‘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等。校长今日对‘清党’将作何解释？”
“校长对帝国主义者在南京屠杀国人，有何看法？”
“……”
蒋介石见他这些平日服从性一向很好的学生，现在一个个竟变得桀骜不驯，一齐包围着他，憎视着他，他气得肚子差点要爆炸了。他背着双手，在客厅中怒气冲冲地转着圈，歇斯底里地叫喊着，责骂道：
“这个，唵，这个，你们都是中了共产党的毒！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欲取国民党而代之，如不及时‘清党’，前途不堪设想！”
蒋介石用那双红得快要冒火的眼睛瞪着他的学生们，一下由责骂转为劝慰：
“吾人当初容共的目的，是希望共产党协助吾人实行三民主义，岂料北伐打到长江，共产党坚决要搞苏俄的共产主义，这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在各地组织工农暴动，企图用武装夺取政权，吾人是黄帝子孙，不能亡于俄人之手！吾人为了实现孙中山总理的三民主义，所以要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过去，本总司令容共，今天，本总司令要为全国民众‘清党’。你们都是黄埔精华，一定要相信本总司令‘清党’决策之正确和必要……”
蒋介石为了说服这批黄埔学生跟他进行“清党”，终日舌敝唇焦地责骂着，谆谆善诱地劝慰着，严词厉语地训诫着，信誓旦旦地剖白着，没有片刻停歇，弄得他声音喑哑，面色苍白，肝火上冒。由于他的嫡系部队已经不稳，因此“清党”的行动一直迟迟不敢动手，一时急坏了他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者。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立即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说：“告诉蒋介石，除非他能够表示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行动，否则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急得额头上直冒冷汗，没有列强的支持，他还能干什么呢？
但是，他现在实在没有举起屠刀的勇气，他的部队太不可靠了，何应钦看出蒋介石的心思，便慢慢地说道：
“这事体看来得请李德邻和白健生他们帮忙才行啊！”
何应钦一句话，顿时提醒了蒋介石，要“清党”反共，不但得靠前方的李、白，而且还离不开后方的李、黄。于是，他命人给李济深发急电，令其邀黄绍竑赴沪商议大事。这时，他估计李济深和黄绍竑要到上海了，便与何应钦驱车到龙华白崇禧的指挥部来一探虚实，恰好李济深和黄绍竑也同时到达。蒋介石还是第一次看见这四个不同寻常的广西人聚在一起，他那颗一向多疑的心立即裹上一层厚厚的迷雾疑云。目今，从两广出发的北伐军七个军长，除了何应钦算他的人之外，其余几乎全部反对他。现在，剩下的便是这四个令他捉摸不定的广西人了，他们与他毫无历史渊源关系，他们会支持他“清党”反共吗？蒋介石不但怀疑这四个广西人，而且也怀疑来自广西邻省贵州省的这个何应钦，他怀疑何应钦是不是与他们有什么勾结，不然，何应钦为什么提议要他来找广西人商量此事呢？难道广西人比他的嫡系部队还可靠？疑虑重重的蒋介石和李济深、黄绍竑握了握手后，便无精打采地坐下了。
“任潮，季宽，我请你们来，是要商量一件大事，在此之前，请你们先谈谈两广的情况吧！”蒋介石用狐疑的眼光，审视着李济深和黄绍竑。
“糟透了！”李济深摇着头，说道，“广州工人连续罢工游行，动辄数十万人涌上街头。国民政府北迁前曾颁布了关于限制罢工及处置工会纠纷的布告，但是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联名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这一措施，并组织各工人团体代表团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所谓纠正错误措施的意见书。政府怕闹出乱子，只得把这个布告搁置起来，暂不施行。农村里，也是一团糟，海陆丰、普宁、高要一带的农民协会，打土豪，闹得更是不像话，如果不早日镇压，则其他各县农民都要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
“广西的情况也差不多。”黄绍竑说道，“最为严重的是共产党人韦拔群在东兰县一带组织农民协会，拥有武装，他们抗税抗租，不还债，焚烧契约，公开抗拒政府，赶走了该县县长，这股风潮正在日益扩大，闹得各地人心惶惶。不过现在要进行镇压还是很容易的，所以不敢镇压，是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里那些共产党人和他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
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那苍白的脸上，浮起一丝微笑，用沙哑的声音对何应钦道：
“敬之，你谈谈南京的情况吧。”
何应钦用手指扶了扶眼镜框，慢慢说道：“第六军于三月二十四日攻占南京，由于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劫外国领事馆和殴打外国侨民，列强为了保护侨民，因而命英舰‘翡翠号’和美国驱逐舰‘诺亚号’‘普莱斯顿号’用大炮轰击南京达半小时之久。我军民死伤二千余人，被毁房屋无数。南京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不‘清党’反共，北伐就再无法进行。”
蒋介石又满意地点了点头，何应钦不止赞成他“清党”反共，而且把帝国主义利用北洋军阀直鲁联军在撤离南京前夕所制造的骚扰，以保护侨民的借口对北伐军和南京市民所进行的血腥屠杀，巧妙地转嫁到共产党人的身上，为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制造借口。
接着是白崇禧发言：“上海情况，也极为复杂混乱。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周恩来、汪寿华等均在上海大肆活动。上海工会气焰熏天，工人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根本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声言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对此外国领事团已发出严重警告，据称美国驻华海军司令威廉斯已发出命令，从马尼拉调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到上海。日本驻沪海军司令加藤，命令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各驱逐舰队集中于上海。法国也调来安南兵两千四百名。现在集中在上海的外国军队约三万人，军舰四十
五艘。如果发生冲突，不但汇聚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清党’反共势在必行，望总司令速下决心。”
蒋介石没想到这四位广西人如此拥护他，他振作了一下，喝了一口白开水，这才说道：
“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就不怀好意，它的组织仍然保留，并在我们党内继续发展，自去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本党中央某些机关和负责人受了共产党分化，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革命阵营出现了分裂。这些，都是共产党的阴谋造成的，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领导权就要被共产党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因此‘清党’就是忠于孙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坚持三民主义的具体表现。”
蒋介石说得声嘶力竭，忙又喝了一口白开水，看了一眼这四位广西军人，有点神不守舍地问道：
“既然大家都同意‘清党’，你们看怎么办好呢？”
李宗仁毫不犹豫地把他在战场上的那一套速战速决的战术亮了出来：“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蒋介石愁眉苦脸地摇着头说：“我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特别是各级官佐思想动荡，连薛岳和严重这两位师长也都公然反对‘清党’，你们看怎么办呢？”
“总司令不必担心，我可把我第七军由芜湖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李宗仁满有把握地说道，“总司令此时可大刀阔斧地把刘峙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可用第二师监视其他各师，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蒋介石听了李宗仁这番话，心里更是又惊又怕，惊的是想不到李宗仁对“清党”的决心如此之果断，怕的是李宗仁利用“清党”之机解决他的部队。但是，眼下可供他选择的只有“清党”反共这一条路，他相信在上海这十里洋场，有列强为后盾，有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的帮会势力做打手，李宗仁他们是不敢轻易动他这位总司令的，何况他的部队也并未完全不可靠。
“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蒋介石同意李宗仁的意见，他又问白崇禧，“要在上海‘清党’，需要多少部队？”
白崇禧比李宗仁回答得更加干脆：“把薛岳和严重两师调离上海，留下刘峙师和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便够了。”
“健生兄，上海工人有数十万之多，一军一师留沪实力是否单薄了点？”何应钦提醒白崇禧道。
“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是在浙江时刚收编的，目下军中尚未有政工人员，全军没有受共产党影响，它能忠实地执行‘清党’反共的命令。刘峙服从性一向很好，因此有这两支部队也就够了。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张啸林、杨虎等都是坚决反共的，皆可以为我所用。还有列强在租界上的力量，也可协助我们。”白崇禧说道。
“四一二”大屠杀
“好，”蒋介石见白崇禧已有周密计划，当即下令道，“我现在就任命你为上海戒严司令，周凤歧为副司令，‘清党’军事上由你全权负责！”
蒋介石接着又对李济深和黄绍竑说道：“两广的‘清党’工作，亦照此办理，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
蒋介石对“清党”做了军事上的部署之后，知道实力雄厚的广西军人坚决支持他，胆子更加壮了起来。接着他授意在上海莫利爱路孙中山故居召开留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议。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出席。会议根据吴稚晖提出的“共产党联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案，进行讨论，最后一致议决，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做非常紧急处置，即对“目前在各地公开活动之共产党危险分子，经党部检举者，即通知该地军警当局，暂予监视。一面制止其活动，以防阻叛乱于未然，并须和平对付，一面静候贵委员等召集全体会议，公决处分之方”。
吴稚晖的这个提案一出，蒋介石便办好了“清党”反共的党内手续。四月九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人联名发出一通长达三千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至此，蒋介石“清党”反共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凌晨，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戎装笔挺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阅读《战国策》。这是白崇禧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愈是在戎马倥偬之中，大战即将展开之际，他愈是镇静异常，能读一些他认为要常读而平日又为军政事务所干扰不能潜心研读的书籍。他喜欢读《孙子》《春秋》《战国策》《史记》等古书，还喜欢研究拿破仑和华盛顿。今晚，从天黑之后，他便坐在司令部里读书。他生活颇俭朴，办事严谨，办公室有一部老式电话机和一台古老的挂钟，没有皮沙发之类的奢侈品，只放着几张没有什么特色的木椅。办公桌也是旧的，黑亮的油漆已经斑驳，桌面上摆着文房四宝、卷宗，除写字的位置外，几乎被许多线装书占满。四壁墙上，全是军用地图，这些地图中最显眼的要算那幅上海市区的地图了，那上边画着许多红蓝色的圆圈、三角形和一支支令人触目惊心的红色箭头。白崇禧在埋头读书，墨绿色的宝塔式台灯散发着橘黄色的光，将他俊俏的身影投在墙壁上。他像一个勤学苦读的高级军校学生，正利用午夜的宁静孜孜不倦地攻读着功课。整个司令部，也都十分安静，除了必要的警卫、通讯和作战参谋执行必要的勤务外，其余人员都已睡去。司令部只有白崇禧办公室那台古老的挂钟，在发出嘀嗒嘀嗒的走动声，它那急促的声音，仿佛要向已经沉睡了的上海市民乃至全中国的所有国民宣告一件异乎寻常严重的事件……
这是江南的春天，正是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时节。春夜里，一轮明月幽幽地照着沉睡了的大地。地处上海市郊的龙华，静得出奇，连田野上的虫子叫声都听得见，湿润的春风，正拂动着长长的柳丝，把油菜花的清香送到每一个角落。
“当、当、当、当”，那古老的挂钟敲了四响，拂晓前的大地，还没有醒来，远处的村庄里，有隐隐可闻的鸡啼声，白崇禧毫无倦意，仍在灯下攻读着。
“丁零零……”
那台老式电话机响了，白崇禧伸手拿过话筒，送话器中传来蒋介石那一口蹩脚的浙江国语：
“唵，健生吗？有什么情况？”
白崇禧淡淡一笑，心里说道：“他倒沉不住气了。”他平静地对蒋介石道：
“总司令还没睡吗？再有一个多小时天就要亮啰！”
“我问你，有什么情况没有？”蒋介石不耐烦地问道，他声音干涩，大概也是一夜没睡。
“动手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啊，总司令打打盹儿，就可以听到好消息了。”白崇禧说话的声音平静而亲昵，仿佛他正和一位老朋友闲聊什么事一般。
“嗯，嗯，这个，我没法睡……”蒋介石放下了电话。
白崇禧被蒋介石这一扰，看书的兴趣顿时索然，他离开坐椅，在室内缓缓踱步，饶有兴味地回味着几天来，他和蒋介石两人所导演的这一幕即将以鲜血和尸首作为开场的戏剧。
蒋介石来龙华与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开过“清党”反共会议之后，过了两天，上海总工会大概觉得形势有点不对头，便派代表到祈齐路交涉使署去见蒋介石。工会代表陈述了上海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之经过。蒋介石微笑着连说道：
“这个，很好，是很好的！”
“传说蒋总司令有将驻闸北的薛岳师长调走，由第二师师长刘峙驻防，并将敝会纠察队缴械的消息，请总司令一言以释群疑。”工会代表说道。
“这个，纯属子虚。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本总司令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蒋介石答道。
“如有流氓乘机捣乱纠察队及敝会怎么办？”工会代表又问道。
“本总司令当严厉制止！”蒋介石毫不含糊地答道。
工会代表见蒋总司令如此维护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便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薛岳师被从闸北调往镇江，刘峙师前来接防。
上海市各界人民举派代表到龙华来见白崇禧，要求挽留薛岳师，拒绝刘峙师，白崇禧无可奈何地答道：
“此乃蒋总司令之决定，本人无权过问此事，请诸位去找蒋总司令陈述。”
那些代表见白崇禧说得如此诚恳，想来他是无权过问这件事的，便到交涉使署去找蒋总司令。但他们哪里知道，此时蒋总司令已到了美国海军的旗舰“匹茨堡号”上，正和美国海军上将威廉斯商谈关于“维持”上海秩序的办法呢。共产党实在老实得可笑！白崇禧看着那些离去的工人代表，发出一声嘲弄的冷笑。
四月八日，白崇禧颁布了戒严令。布告上海全市民众团体：“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决不容许存在。”接着在白崇禧的授意与纵容下，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等帮会头子组织大批流氓打手冒充工人纠察队，四出抢掠，为非作歹。白崇禧随即发出通令，警告工人纠察队如再“扰乱社会秩序”，定将“严惩不贷”。蒋介石见白崇禧干得十分卖力，遂从那一千五百万元“清党”用的备用金中，分给白崇禧一百五十万元。白崇禧将这笔巨款毫不客气地转存入外国银行之中。他的荷包装满了金钱。这个自幼曾遭失学痛苦的人，如今有了大把的钱，他感到某种满足，但又不满足。
四月十一日晚上，白崇禧决定对上海工人的大本营——商务印书馆采取行动。这里住着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和汪寿华，住着上海总工会武装纠察队。攻破商务印书馆，不但可打掉共产党在上海的指挥机关，而且还可同时消灭工人武装纠察队——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其余各处则由军队和租界及帮会势力负责肃清。对攻打商务印书馆，白崇禧进行了精心策划。他命人向黄金荣和杜月笙秘密借了工会符号和工人服装，由突击队打扮成工人混入商务印书馆的工厂，策应由外面进攻的部队，以便里应外合一举突破。
“当、当、当、当、当”，那古老的挂钟发出五响，向国人和世界宣告一个血腥的日子的来临。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上空立刻升起一串白色信号，在租界内早已准备就绪的青红帮打手立即分散四出，配合军队扑向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的工人纠察队驻地。租界内的美、英、法、日各帝国主义的侵略军也同时采取行动。
上海工人的大本营——商务印书馆被突破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死伤三百余人。
上海街头，捕人的警车在狂叫，杀人的枪声不绝，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鲜血满地流淌，全上海被杀人魔王投入了无边的血海……
白崇禧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觉得此时似乎已无事可做了，他踱进办公室旁的一个耳房里，在行军床上躺下，不久便静静地睡去了。
太阳从血海中升起，温润的晨风带着浓郁的血腥味——这是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