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完全不需要考虑的好吧，这种手法，实在是太过高明，朱元璋端着茶杯的手都没有放下，好不容易从幻想之中回过神，朱元璋这才不顾茶水的冰凉，直接一口将杯中茶水给一口闷下。
看着爷爷这没见识的样子，朱雄英就撇撇嘴，真的是大惊小怪，要是自己能将后世的那些厚黑学给搬回来的话，说不定爷爷都要将那本书给供起来了。
文化入侵，从字面上将，那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它国或另一民族通过文化改造和思想改造而达到的征服行为。
“文化侵略”的原意是政治斗争的提法，并未包括阐发者对西方在华文化事业全面的认识。
从源头上看，“文化侵略”实际上是一个反对西方在华文化渗透的民族主义提法。
对于这个名词，听的最多的应该在后世，因为近现代几十年国家国力的孱弱，这才使得外来的力量不断地侵袭着华夏文化。
往前追溯，清末有识之士已经表达过对外人控制中国教育权的忧虑，其后少年中国学会的国家主义者也表达过近似的意思，但这一革命话语的发明权无疑当属屈维它(瞿秋白)，也就是要归诸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努力。
近代历史上在分析西方在华文化事业时并不是始终用“文化侵略”来定论的，文化侵略指控是随中外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
反对“文化侵略”的实际影响，既有激发民族主义精神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渗透的作用，亦有简单化地理解这一口号导致对西方文化认识上的偏颇。
简而言之，近代反对文化侵略只是适应反帝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反帝口号，本来就不是为了适应对外来文化事业进行全面分析的需要。因此，把它从政治斗争领域照搬到学术研究领域，自然就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无法对丰富的历史现象进行辩证的说明。
对于华厦大地来说，文化入侵其实并不是那么耳熟，因为从大秦统一六国，大汉统治中原六百年以来，汉人文化在这块大地上就熠熠生辉，几乎没有衰落下去，落后其他国家的时候。
可对于信息爆炸的后世，文化入侵的例子实在是太过血淋淋。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非绿丙这个小国最为典型。
提到非绿丙，文化入侵的历史就要上溯到十五世纪。
15世纪末期，随着欧洲海上强国葡萄牙和袭班压两国的经济发展，两国的冒险家开始纷纷利用海上交通工具探寻新的市场。
不久，袭班压的殖民者凭借着较为先进的军事优势，利用当时非绿丙尚未统一的契机，占领了这片土地。
在袭班压的殖民地统治时期，横征暴敛的袭班压殖民者独揽行政、司法和军事等国家主要权利，并对非绿丙的经济推行了封锁和垄断政策，使非绿丙被迫接受袭班压殖民者的统治支柱地位，人民苦不堪言。
更加可怕的是，随着袭班压殖民者对当地文化的控制，非绿丙的人民又开始被迫接受天主教思想的洗礼，使当地人民进行了一次文化大换血。
袭班压在非绿丙殖民统治了300多年，为非绿丙人带去了天主教。直至今日非绿丙仍然留存着大量袭班压时期的遗迹。
后世之中，非绿丙已经没有了自己本地的文化，航海时代之前的本地土着，当真是一点也看不到原先的样子。
文化入侵，不过就是一把软刀子，等到几十，几百年之后，才能看到最后的成效。
可朱雄英所述，其实更加看重的是经济战。
而经济战的起源，在中原这块大地上，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
这位管仲，是春秋前期着名的政治家。在齐国就任期间，帮助桓公在齐国进行内外政改革，建立了九合诸侯的历史伟业。
与其他百家所着的书不一样，《管子》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以经济手段治国理政。
与重视手艺，思想理论不同的是，管子这位大家重视农业生产，把农业收成看作社会管理的基础。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可谓管子一生治国理政的实践总结。
同时，管子建议把人按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不但想出各种办法使农民人口数量最多，而且规定不许与其他三类人杂居，以便让他们居住在远离都市的鄙野专心务农、潜心钻研农技。
桓公曾问管子：“怎样做才能提高农粮产量？”管子说：“国内有没有农业专家呀？”桓公答：“有。”管子说：“那就运用奖赏的手段吧!那些精通农业生产的人，您赏赐给他们一斤黄金。其他人就会争着学习耕种技艺，这样农业产量就提高了。”
桓公担心国内的粮食流向国外，便问：“怎样做才能让农民多储藏粮食？”管子说：“我今天去集市，看到有两户人家正新建粮仓准备储粮，您赶快带着玉璧去慰问他们吧。”桓公照管子的话做了。半年后，集市上建满了大大小小的粮仓，里面堆满了粮食。
管子解释道：“那两户人家，既无功于国家也无名声于邻里，只因偶尔建仓储粮，得到了国君的慰问和赏赐。名与利是人们所期望得到的，一举而名实兼得，人们不图这个还图什么呢？”“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桓公看到农民一年四季辛苦忙碌却依然贫穷，坐商行贾手不沾泥、背不负耜却生活富有，就问询管子有什么办法予以调节？管子说：“粮食的价格高了，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低；粮食的价格低了，其他商品的价格就高。”
桓公说：“我记得你说过，要让商品的价格自然起伏，不能作硬性规定。”管子说：“是的，用不着给粮食定一个价格。请您命令卿大夫们修建粮仓，并下令：卿一级的大夫储藏一千钟粮食，大夫储藏五百钟粮食，列大夫储藏一百钟粮食，富商大贾储藏五十钟粮食。这样，农民的收入就会增加了。”
桓公照管子的话做了。结果，由于众人忙着储藏粮食，导致粮食供给骤然紧张，粮食价格随之猛涨。这又刺激了农民开荒种田的积极性，齐国的农业生产跟着兴盛起来。
桓公说：“楚国是强国，那里的人民善于战斗。我想举兵攻伐，又担心实力不够。该怎样做呢？”管子说：“那就用经济手段代替军事竞争吧。”管子建议，齐国可先跟楚国进行贸易往来，并高价购买楚国的野鹿。
楚王听说这件事后，对手下人说：“金钱是贵重的东西，国家因它而维系，君王用它来实施奖赏。禽兽本是一群害物，是应当舍弃且驱逐的。如今，齐国用重金购买我们的害物，这是楚国的福分。上天就要把齐国送给楚国了。你们快告诉百姓，赶快猎取野鹿，换取齐国的金钱。”
楚国因出售野鹿，金钱顿时多得数不清，以至于不需要向人民征税了。此时，管子对桓公说：“楚国的钱财增加了五倍，但他们的农田都荒芜了。楚国的人民马上就要归顺齐国。”之后，齐国封闭关卡，不再与楚国交易。
由于楚国人纷纷弃农而捕鹿，导致楚国境内农粮短缺，一石米竟然高达四百金。不少人因口粮不足而饿得匍匐在路上，不得不为了活命都投奔到齐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农粮战役中，管子一举获胜。
这也算是经济战的起源了，可以说由来已久，史书中古代战争中断敌人粮秣等各种作战物资的供应，其实也算是经济战的一种方式。
可因为古代的经济手段实在有限，大多以小农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经济太过单一，就算是想要实施经济战那也没有办法。
到了近代与现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经济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朱雄英所说的这些，不过就是经济这一大学科之中的冰山一小角，当真是渺小的很。
“怎么样，爷爷，孙儿这兵不血刃的办法比您这喊打喊杀的做法强多了吧。”
朱雄英很是得意，虽然这都是后世人不知道嚼了多少遍，都快嚼烂了的手法，但在这个大明，他朱雄英必定是先创者，至于抄袭？不好意思，你有什么证据？
“确实高明的多，但是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大明与北元人的关系，要是被这些北元人得知是你这个大明皇长孙牵头，他们肯定会防范其中有所猫腻，等他们心生怀疑之时，肯定不会就这样乖乖受我大明影响的。”
“放心吧，这件事我大明关于那边不能出面，本来就是商人之间的生意往来，掺杂了朝廷政事是什么道理？这件事孙儿已经有主意了，就让那些盐商们去，他们本来就是做生意起家，有常年在大明各个边境地带活动，私下里肯定会与域外的商人们有所联系，通过他们的路子，草原上的那些部落肯定不会心生怀疑。”
“而等到他们尝到甜头，那就不是他们想停下来就能停下来了的了。”
对于大明的这些盐商们，朱雄英那是既佩服又忌惮的。
说到盐商，那就不得不介绍一下大明的特殊政令，以往盐铁那都是国家战略物资，通常都是全权掌握在朝廷手里，可大明不一样，为了激励这些商人为大明边境送粮，大明开展了一项国策，开中法。
大明建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把蒙元赶出了中原，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是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仍实力不俗，一直伺机南下光复大元，成为大明朝的严重边患。
随即为抵御蒙元南侵，朝廷又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
但是为了解决长城沿线驻军的军粮运输问题，太祖朱元璋借鉴宋代的“钞引法”实施“开中法”，军队守边，商人供饷，以盐为中介，故曰“开中”。
开中法，简单来说就是让商人们运粮到边疆，由封疆大吏发给盐引，然后再回到指定的盐场凭盐引买盐，之后再卖到指定的地方区域去。
从流程不难看出，这个办法操作起来极为困难，并且运费奇高。
商贾们又不傻，所以很快出现了分工，分“边商、内商、水商”三类。
边商直接在边境地区开垦屯田，缴纳盐课，领取盐引，并照官定引价将引售与内商，这一步叫“报中”。
内商则专买盐引，在盐产区收盐上堆，并照官定盐价将盐售与水商，这一步名“守支”。
水商多是销岸商贩，专收内商食盐在指定引岸行销，这一步就是“市易”了。
很显然，这其中内商是绝对的龙头，中间商自然要赚差价嘛。
如富甲一方的晋商，徽商等商会集团正是靠着这“开中法”起家，纷纷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巨贾。
对于这些可以“富可敌国”的商贾们，朱雄英那可跟现在大明的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商人啊，那可不是什么贱籍，明明就是掌握在手中指哪打哪的利刃，只要自己给他们相对应的利益，那他们就是比那些口头上只会表忠心的清流酸儒们强多了，毕竟，他们能给大明创下可以亲眼看到的价值。
而那些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大明死而后已的大臣们呢？虽说不上两袖清风，但那也是脖子天生就比其他人强硬几分的存在，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就等着皇上哪一天会荒唐一下，直接将他们给砍了，给他们留下一个青史留名的美名。
所以说，相对于长了八百个心眼的各位朝廷重臣，朱雄英更加喜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明明白白的商贾。
看着爷爷这没见识的样子，朱雄英就撇撇嘴，真的是大惊小怪，要是自己能将后世的那些厚黑学给搬回来的话，说不定爷爷都要将那本书给供起来了。
文化入侵，从字面上将，那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它国或另一民族通过文化改造和思想改造而达到的征服行为。
“文化侵略”的原意是政治斗争的提法，并未包括阐发者对西方在华文化事业全面的认识。
从源头上看，“文化侵略”实际上是一个反对西方在华文化渗透的民族主义提法。
对于这个名词，听的最多的应该在后世，因为近现代几十年国家国力的孱弱，这才使得外来的力量不断地侵袭着华夏文化。
往前追溯，清末有识之士已经表达过对外人控制中国教育权的忧虑，其后少年中国学会的国家主义者也表达过近似的意思，但这一革命话语的发明权无疑当属屈维它(瞿秋白)，也就是要归诸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努力。
近代历史上在分析西方在华文化事业时并不是始终用“文化侵略”来定论的，文化侵略指控是随中外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
反对“文化侵略”的实际影响，既有激发民族主义精神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渗透的作用，亦有简单化地理解这一口号导致对西方文化认识上的偏颇。
简而言之，近代反对文化侵略只是适应反帝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反帝口号，本来就不是为了适应对外来文化事业进行全面分析的需要。因此，把它从政治斗争领域照搬到学术研究领域，自然就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无法对丰富的历史现象进行辩证的说明。
对于华厦大地来说，文化入侵其实并不是那么耳熟，因为从大秦统一六国，大汉统治中原六百年以来，汉人文化在这块大地上就熠熠生辉，几乎没有衰落下去，落后其他国家的时候。
可对于信息爆炸的后世，文化入侵的例子实在是太过血淋淋。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非绿丙这个小国最为典型。
提到非绿丙，文化入侵的历史就要上溯到十五世纪。
15世纪末期，随着欧洲海上强国葡萄牙和袭班压两国的经济发展，两国的冒险家开始纷纷利用海上交通工具探寻新的市场。
不久，袭班压的殖民者凭借着较为先进的军事优势，利用当时非绿丙尚未统一的契机，占领了这片土地。
在袭班压的殖民地统治时期，横征暴敛的袭班压殖民者独揽行政、司法和军事等国家主要权利，并对非绿丙的经济推行了封锁和垄断政策，使非绿丙被迫接受袭班压殖民者的统治支柱地位，人民苦不堪言。
更加可怕的是，随着袭班压殖民者对当地文化的控制，非绿丙的人民又开始被迫接受天主教思想的洗礼，使当地人民进行了一次文化大换血。
袭班压在非绿丙殖民统治了300多年，为非绿丙人带去了天主教。直至今日非绿丙仍然留存着大量袭班压时期的遗迹。
后世之中，非绿丙已经没有了自己本地的文化，航海时代之前的本地土着，当真是一点也看不到原先的样子。
文化入侵，不过就是一把软刀子，等到几十，几百年之后，才能看到最后的成效。
可朱雄英所述，其实更加看重的是经济战。
而经济战的起源，在中原这块大地上，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
这位管仲，是春秋前期着名的政治家。在齐国就任期间，帮助桓公在齐国进行内外政改革，建立了九合诸侯的历史伟业。
与其他百家所着的书不一样，《管子》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以经济手段治国理政。
与重视手艺，思想理论不同的是，管子这位大家重视农业生产，把农业收成看作社会管理的基础。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可谓管子一生治国理政的实践总结。
同时，管子建议把人按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不但想出各种办法使农民人口数量最多，而且规定不许与其他三类人杂居，以便让他们居住在远离都市的鄙野专心务农、潜心钻研农技。
桓公曾问管子：“怎样做才能提高农粮产量？”管子说：“国内有没有农业专家呀？”桓公答：“有。”管子说：“那就运用奖赏的手段吧!那些精通农业生产的人，您赏赐给他们一斤黄金。其他人就会争着学习耕种技艺，这样农业产量就提高了。”
桓公担心国内的粮食流向国外，便问：“怎样做才能让农民多储藏粮食？”管子说：“我今天去集市，看到有两户人家正新建粮仓准备储粮，您赶快带着玉璧去慰问他们吧。”桓公照管子的话做了。半年后，集市上建满了大大小小的粮仓，里面堆满了粮食。
管子解释道：“那两户人家，既无功于国家也无名声于邻里，只因偶尔建仓储粮，得到了国君的慰问和赏赐。名与利是人们所期望得到的，一举而名实兼得，人们不图这个还图什么呢？”“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桓公看到农民一年四季辛苦忙碌却依然贫穷，坐商行贾手不沾泥、背不负耜却生活富有，就问询管子有什么办法予以调节？管子说：“粮食的价格高了，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低；粮食的价格低了，其他商品的价格就高。”
桓公说：“我记得你说过，要让商品的价格自然起伏，不能作硬性规定。”管子说：“是的，用不着给粮食定一个价格。请您命令卿大夫们修建粮仓，并下令：卿一级的大夫储藏一千钟粮食，大夫储藏五百钟粮食，列大夫储藏一百钟粮食，富商大贾储藏五十钟粮食。这样，农民的收入就会增加了。”
桓公照管子的话做了。结果，由于众人忙着储藏粮食，导致粮食供给骤然紧张，粮食价格随之猛涨。这又刺激了农民开荒种田的积极性，齐国的农业生产跟着兴盛起来。
桓公说：“楚国是强国，那里的人民善于战斗。我想举兵攻伐，又担心实力不够。该怎样做呢？”管子说：“那就用经济手段代替军事竞争吧。”管子建议，齐国可先跟楚国进行贸易往来，并高价购买楚国的野鹿。
楚王听说这件事后，对手下人说：“金钱是贵重的东西，国家因它而维系，君王用它来实施奖赏。禽兽本是一群害物，是应当舍弃且驱逐的。如今，齐国用重金购买我们的害物，这是楚国的福分。上天就要把齐国送给楚国了。你们快告诉百姓，赶快猎取野鹿，换取齐国的金钱。”
楚国因出售野鹿，金钱顿时多得数不清，以至于不需要向人民征税了。此时，管子对桓公说：“楚国的钱财增加了五倍，但他们的农田都荒芜了。楚国的人民马上就要归顺齐国。”之后，齐国封闭关卡，不再与楚国交易。
由于楚国人纷纷弃农而捕鹿，导致楚国境内农粮短缺，一石米竟然高达四百金。不少人因口粮不足而饿得匍匐在路上，不得不为了活命都投奔到齐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农粮战役中，管子一举获胜。
这也算是经济战的起源了，可以说由来已久，史书中古代战争中断敌人粮秣等各种作战物资的供应，其实也算是经济战的一种方式。
可因为古代的经济手段实在有限，大多以小农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经济太过单一，就算是想要实施经济战那也没有办法。
到了近代与现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经济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朱雄英所说的这些，不过就是经济这一大学科之中的冰山一小角，当真是渺小的很。
“怎么样，爷爷，孙儿这兵不血刃的办法比您这喊打喊杀的做法强多了吧。”
朱雄英很是得意，虽然这都是后世人不知道嚼了多少遍，都快嚼烂了的手法，但在这个大明，他朱雄英必定是先创者，至于抄袭？不好意思，你有什么证据？
“确实高明的多，但是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大明与北元人的关系，要是被这些北元人得知是你这个大明皇长孙牵头，他们肯定会防范其中有所猫腻，等他们心生怀疑之时，肯定不会就这样乖乖受我大明影响的。”
“放心吧，这件事我大明关于那边不能出面，本来就是商人之间的生意往来，掺杂了朝廷政事是什么道理？这件事孙儿已经有主意了，就让那些盐商们去，他们本来就是做生意起家，有常年在大明各个边境地带活动，私下里肯定会与域外的商人们有所联系，通过他们的路子，草原上的那些部落肯定不会心生怀疑。”
“而等到他们尝到甜头，那就不是他们想停下来就能停下来了的了。”
对于大明的这些盐商们，朱雄英那是既佩服又忌惮的。
说到盐商，那就不得不介绍一下大明的特殊政令，以往盐铁那都是国家战略物资，通常都是全权掌握在朝廷手里，可大明不一样，为了激励这些商人为大明边境送粮，大明开展了一项国策，开中法。
大明建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把蒙元赶出了中原，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是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仍实力不俗，一直伺机南下光复大元，成为大明朝的严重边患。
随即为抵御蒙元南侵，朝廷又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
但是为了解决长城沿线驻军的军粮运输问题，太祖朱元璋借鉴宋代的“钞引法”实施“开中法”，军队守边，商人供饷，以盐为中介，故曰“开中”。
开中法，简单来说就是让商人们运粮到边疆，由封疆大吏发给盐引，然后再回到指定的盐场凭盐引买盐，之后再卖到指定的地方区域去。
从流程不难看出，这个办法操作起来极为困难，并且运费奇高。
商贾们又不傻，所以很快出现了分工，分“边商、内商、水商”三类。
边商直接在边境地区开垦屯田，缴纳盐课，领取盐引，并照官定引价将引售与内商，这一步叫“报中”。
内商则专买盐引，在盐产区收盐上堆，并照官定盐价将盐售与水商，这一步名“守支”。
水商多是销岸商贩，专收内商食盐在指定引岸行销，这一步就是“市易”了。
很显然，这其中内商是绝对的龙头，中间商自然要赚差价嘛。
如富甲一方的晋商，徽商等商会集团正是靠着这“开中法”起家，纷纷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巨贾。
对于这些可以“富可敌国”的商贾们，朱雄英那可跟现在大明的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商人啊，那可不是什么贱籍，明明就是掌握在手中指哪打哪的利刃，只要自己给他们相对应的利益，那他们就是比那些口头上只会表忠心的清流酸儒们强多了，毕竟，他们能给大明创下可以亲眼看到的价值。
而那些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大明死而后已的大臣们呢？虽说不上两袖清风，但那也是脖子天生就比其他人强硬几分的存在，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就等着皇上哪一天会荒唐一下，直接将他们给砍了，给他们留下一个青史留名的美名。
所以说，相对于长了八百个心眼的各位朝廷重臣，朱雄英更加喜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明明白白的商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