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官不敢！”
一声王伯伯，让吏部尚书很是惶恐。
“没事，就是小孩子，应该叫你一声伯伯。”
“陛下，臣不敢，长孙殿下天人之志，下官实在是惶恐。”
“行了，你不是要看那位高人吗？”
“敢问高人所在何处？”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长孙殿下？！！”
“嗯，你猜对了！”
吏部尚书震惊地张大嘴巴，看着眼前这个小人儿，吏部尚书有一种神情错乱的感觉。
脸上好不容易挤出干巴巴的笑容，吏部尚书不信邪地反问道：
“陛下，莫不是在开玩笑吧，长孙殿下这才多大年纪，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谋略？”
“我孙儿天生聪慧，自然是有本事的。”
对于吏部尚书的反问，朱元璋那是满心的不乐意。自家的孙儿这么妖孽，怎么能被人这样的质疑？
隐隐间，一丝帝王的威严直接压向吏部尚书。
“爷爷，孙儿年纪小，被人质疑自然正常，无事，既然大人有疑惑，那尽管询问也就是了。”
朱雄英摆出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态度，目光躲也不躲地直盯着吏部尚书，等待着这位大人接下来的询问。
“殿下严重了，既然陛下都出口了，老臣自然是相信的。”
说完，吏部尚书就是一个深鞠，同时也为自己之前的质疑道谢。
“无事，心中有疑惑自然是要解决，而且心里有事压着实在不是什么好事，还是直接解决为好。”
虽然有爷爷的作保，但朱雄英始终觉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质疑自然也要自己打回去。
之前是衍圣公，现在是吏部尚书，想必以后这种质疑自己的人肯定不会少，要是来个人都需要爷爷给自己撑腰，那自己是不是太过无用了。
“不知陛下对于君臣关系有什么见解？”
朱元璋、朱雄英两人同时一愣，两个人都没有想到，这位吏部尚书竟然上来就发出了这么犀利的问题。
不过一想这人现在的职责，位属于吏部，而吏部，自古以来的职责就掌管的是全国官吏的考课、任免、调动、勋封、升降等事务。
作为官员的长官，吏部尚书提出这样一个犀利的问题，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君臣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君臣一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在先秦，国家的统治者，这个时候还不能称之为皇帝，对于自己的下属大多都是礼遇有加的，他们会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臣属揖礼，甚至会出现跪拜臣下的场面。
当然，大臣对于统治者也会表现出相应的尊敬。
由此可见，当时君臣之间的地位差别不大，而且关系也比较亲近。
君臣之礼改变，大臣地位下降的情况开始于秦朝。
从秦始皇以后，统治者都以皇帝自称，认为自己的地位要更加高贵，因此在秦朝，礼敬大臣的行为减少了很多，君尊臣卑的纲常由此强化。
到了汉代，皇帝对于三公还是会行礼的，但是礼仪变得更加简单，皇帝会以起立作为对三公觐见的迎接礼，或者对其叩拜还礼：
例如汉代元旦朝贺之仪，其制为:三公上殿后面向皇帝座位，赞礼之太常就高声唱喝:“皇帝为君兴“，即皇帝起立对三公的礼贺表示敬谢之意。
三公于是跪伏，然后皇帝坐下。皇帝册、授王、公爵、职时，王、公拜谢，皇帝也以起立作答礼。
大臣跪拜皇帝其实也起于汉代，根据《史记》记载，刘邦举行宴会，文武官员由礼仪官引导，顺序进入殿内，跪于两厢，迎接皇帝。
而到了唐朝，大臣们也会对皇帝行“再拜稽首”之礼，也就跪拜两次。
但是在宋朝以前，有两种大臣在见到皇帝时可以不跪拜，一种是年高德昭的大臣；另一种是皇帝的老师。
这说明此阶段虽然皇帝地位崇高，但依然保留有一点“人性”。
到了宋代以后，君臣关系就被完全颠覆。
这个时候，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步入中晚期，其尊卑思想更加严重，等级制度更加明显，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皇帝对大臣行礼了。
之后清朝更甚，大臣们觐见皇帝，只能跪着，而且必须以“奴才”自居，表明自己身份的低微，皇帝完全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
可以说，君臣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一直都是尊卑有序的。
而在大明，君臣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甚至说这一现象逐渐成了常态，至于原因，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丞相制度的废除。
自明代起，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就再也没有了丞相这一官制。
看似宰相把握了朝政，但是宰相也是一个缓冲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官制，随着宰相制度的废除，士大夫的群体抗争指向了皇帝的政策实施，于是乎内阁阁臣为了提高自身的政治诉求不断的和皇帝进行斗争使得君臣之间的冲突不断的加剧。
明代的皇帝发布命令到下方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不经内阁票拟直接发布到外廷，这种称之为中旨，这就忽视了阁臣的建议，引起阁臣的不满。
第二种则是经过内阁的审核发布，而阁臣可以反驳皇帝的政策，从而不发布。
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封驳权利并不是任何的阁臣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些阁臣。
如果没有封驳审议的阁臣进行封驳的话那就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形同抗旨。
除了阁臣对于皇帝的封驳审议之外，不少的官员通过乞休的方式来对皇帝表示不满。
在我国古代不少的官员往往主动地提出退休，在明代更是频繁，这是对于皇帝表达坚持自己的政见的一种手段，一旦君臣冲突逐渐的加剧，群臣往往采用乞休的方式来坚定自己的政见。
在君臣的冲突之中，皇帝自然不会全会妥协，大多都是采用的是罢黜和降低俸禄的方式来打压群臣。
君臣之间的冲突大多都是观念之间的冲突对于臣子来说最为主要的观念就是民本观，民本观念在儒家的思想之中是影响政权存在的根本观念。
汉代之后，儒家的思想逐渐的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到了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儒家思想逐渐的到了天下士子心中，所以说君臣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是为了民生之间观念的冲突。
而皇帝私有观念逐渐的加重，特别是在财富上对于地方上财富进行搜刮，引起了民愤。
财富的使用来源于皇帝的意志，所以说群臣很难约束，但是这些财富的流通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到了民生上而是为了私有的皇室利益。
这就使得皇帝和群臣之间的经济冲突逐渐的加重，臣子以为要以天下百姓为重，而皇帝以为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家私有。
虽然士大夫注重皇室的隆重礼仪，但是不认同皇室的贪婪搜刮，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根本原因。
而随着朱雄英的到来，这些士大夫们逐渐地与朱元璋的矛盾，逐渐地变成了纯粹的利益冲突。
在君臣关系上，和谐的君臣关系自然能够良好地促进国家机器的运行，从而稳定政局的稳定。
但对于宰相制度这一缓冲制度的废除，不管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朱雄英在此也不会过多的评价什么。
毕竟，这已经算是一个既定事实，朱雄英就算是再有想法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给亲爷爷内心上扎刺，所以，现在他只要直接考虑现在的君臣关系也就是了。
“现在的朝堂，君臣之间的矛盾无非就是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不可调解的巨大矛盾，大人，只要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大明百姓着想，那彼此之间的矛盾自然就会解决。
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大明现在的巨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士族手中的，要是想让百姓们享受更加好的生活，那就必须要将掌握在士族手中的财富拿出来分给贫苦的百姓们。”
这就是所谓的缩减贫富差距。
也是后世社会一直想要努力的目标。
这也是为什么要打压垄断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无非就是想要缩减贫富差距罢了。
朱雄英觉得，封建社会其实更像是后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个人财产私有制，就算是奴隶，也不过是在私有制财产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可是殿下有没有想过，就算是那些士族掌握了大明大半的财富，那也是他们一代一代积攒下来的，正途所得。”
是的，在吏部尚书的眼里，虽然殿下说的很对，但这些人的财富那也是自己努力而得的，只要是正途所得，那就不能强行将财富给强征。
“正途？大人，你确定吗？”
这个正途所得差点让朱雄英当场发笑，这位吏部尚书也真的是会睁眼说瞎话。
后世，有一个种族很是让人敬佩，他们就是犹太人，在外人的印象里，对于犹太人只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这个民族很会挣钱，很有理财头脑。
而在犹太人群体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那就是马克思。
或许大家对于马克思的最大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朱雄英却对马克思的另一个“马克思的魔咒”记忆犹新。
而这个“马克思的魔咒”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所谓的魔咒说的就是对财富的理解，那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从来都是血淋淋的。
对于马克思的这个理解，朱雄英是认同的，因为不管是有意无意，任何一个企业的崛起，身下一定埋着其他众多中小微企业的累累尸骨。
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应该就是英国的强盛壮大了。
翻开世界历史书，你不难发现，英国的强盛壮大从来就与对世界各殖民地的残酷掠夺分不开，而历史上恶名昭彰的“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与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这个始建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原本是一个英国人用来与印度做生意的机构。
但随着英国殖民者野心的不断膨胀，它慢慢就成了英国殖民者侵略印度的强大工具。
特别是在印度加尔各答设立了贸易总部后，印度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就源源不断地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回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因此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积累了更多的原始资本，具备了入侵他国更雄厚的财力。
尽管如此，财富掠夺远远不能满足侵略者的野心，他们更大的胃口是政治上的控制，甚至还在加尔各答修筑了堡垒，建立了军队，这样就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愤然反抗，爆发了历史上着名的英印“七年战争”。
英国政府授予了“东印度公司”各种权力，使这个公司成了印度的国中之国，甚至是国上之国，它不仅垄断了贸易权，还具有训练军队权、宣战媾和权、设立法庭审判本国或殖民地居民权等。
这样，“东印度公司”实际成了印度政府的太上皇。
当英国人打开孟加拉国库大门时，他们所有的绅士风度都荡然无存，甚至比强盗还更疯狂，把满库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
据不完全统计，孟加拉国库被抢，英军拿走的金银珠宝，总价值达3700万英镑，这还不包括个人装入腰包的，如东印度公司职员们个人抢走的总数价值既达2100万英镑，光这两项总价值就达5800万英镑。
这就是资本的积累，从骨子里就透着血淋淋的血腥。
而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这位马克思也曾下过一个透彻的结论：
那就是着名的“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说法。
他甚至还断言：“在坚硬的商品货币法则面前，温情脉脉的亲情面纱薄如蝉翼。”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如果以追求财富积累成为生存的唯一目标，都会陷入到“马克思的魔咒”中。
一声王伯伯，让吏部尚书很是惶恐。
“没事，就是小孩子，应该叫你一声伯伯。”
“陛下，臣不敢，长孙殿下天人之志，下官实在是惶恐。”
“行了，你不是要看那位高人吗？”
“敢问高人所在何处？”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长孙殿下？！！”
“嗯，你猜对了！”
吏部尚书震惊地张大嘴巴，看着眼前这个小人儿，吏部尚书有一种神情错乱的感觉。
脸上好不容易挤出干巴巴的笑容，吏部尚书不信邪地反问道：
“陛下，莫不是在开玩笑吧，长孙殿下这才多大年纪，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谋略？”
“我孙儿天生聪慧，自然是有本事的。”
对于吏部尚书的反问，朱元璋那是满心的不乐意。自家的孙儿这么妖孽，怎么能被人这样的质疑？
隐隐间，一丝帝王的威严直接压向吏部尚书。
“爷爷，孙儿年纪小，被人质疑自然正常，无事，既然大人有疑惑，那尽管询问也就是了。”
朱雄英摆出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态度，目光躲也不躲地直盯着吏部尚书，等待着这位大人接下来的询问。
“殿下严重了，既然陛下都出口了，老臣自然是相信的。”
说完，吏部尚书就是一个深鞠，同时也为自己之前的质疑道谢。
“无事，心中有疑惑自然是要解决，而且心里有事压着实在不是什么好事，还是直接解决为好。”
虽然有爷爷的作保，但朱雄英始终觉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质疑自然也要自己打回去。
之前是衍圣公，现在是吏部尚书，想必以后这种质疑自己的人肯定不会少，要是来个人都需要爷爷给自己撑腰，那自己是不是太过无用了。
“不知陛下对于君臣关系有什么见解？”
朱元璋、朱雄英两人同时一愣，两个人都没有想到，这位吏部尚书竟然上来就发出了这么犀利的问题。
不过一想这人现在的职责，位属于吏部，而吏部，自古以来的职责就掌管的是全国官吏的考课、任免、调动、勋封、升降等事务。
作为官员的长官，吏部尚书提出这样一个犀利的问题，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君臣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君臣一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在先秦，国家的统治者，这个时候还不能称之为皇帝，对于自己的下属大多都是礼遇有加的，他们会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臣属揖礼，甚至会出现跪拜臣下的场面。
当然，大臣对于统治者也会表现出相应的尊敬。
由此可见，当时君臣之间的地位差别不大，而且关系也比较亲近。
君臣之礼改变，大臣地位下降的情况开始于秦朝。
从秦始皇以后，统治者都以皇帝自称，认为自己的地位要更加高贵，因此在秦朝，礼敬大臣的行为减少了很多，君尊臣卑的纲常由此强化。
到了汉代，皇帝对于三公还是会行礼的，但是礼仪变得更加简单，皇帝会以起立作为对三公觐见的迎接礼，或者对其叩拜还礼：
例如汉代元旦朝贺之仪，其制为:三公上殿后面向皇帝座位，赞礼之太常就高声唱喝:“皇帝为君兴“，即皇帝起立对三公的礼贺表示敬谢之意。
三公于是跪伏，然后皇帝坐下。皇帝册、授王、公爵、职时，王、公拜谢，皇帝也以起立作答礼。
大臣跪拜皇帝其实也起于汉代，根据《史记》记载，刘邦举行宴会，文武官员由礼仪官引导，顺序进入殿内，跪于两厢，迎接皇帝。
而到了唐朝，大臣们也会对皇帝行“再拜稽首”之礼，也就跪拜两次。
但是在宋朝以前，有两种大臣在见到皇帝时可以不跪拜，一种是年高德昭的大臣；另一种是皇帝的老师。
这说明此阶段虽然皇帝地位崇高，但依然保留有一点“人性”。
到了宋代以后，君臣关系就被完全颠覆。
这个时候，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步入中晚期，其尊卑思想更加严重，等级制度更加明显，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皇帝对大臣行礼了。
之后清朝更甚，大臣们觐见皇帝，只能跪着，而且必须以“奴才”自居，表明自己身份的低微，皇帝完全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
可以说，君臣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一直都是尊卑有序的。
而在大明，君臣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甚至说这一现象逐渐成了常态，至于原因，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丞相制度的废除。
自明代起，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就再也没有了丞相这一官制。
看似宰相把握了朝政，但是宰相也是一个缓冲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官制，随着宰相制度的废除，士大夫的群体抗争指向了皇帝的政策实施，于是乎内阁阁臣为了提高自身的政治诉求不断的和皇帝进行斗争使得君臣之间的冲突不断的加剧。
明代的皇帝发布命令到下方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不经内阁票拟直接发布到外廷，这种称之为中旨，这就忽视了阁臣的建议，引起阁臣的不满。
第二种则是经过内阁的审核发布，而阁臣可以反驳皇帝的政策，从而不发布。
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封驳权利并不是任何的阁臣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些阁臣。
如果没有封驳审议的阁臣进行封驳的话那就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形同抗旨。
除了阁臣对于皇帝的封驳审议之外，不少的官员通过乞休的方式来对皇帝表示不满。
在我国古代不少的官员往往主动地提出退休，在明代更是频繁，这是对于皇帝表达坚持自己的政见的一种手段，一旦君臣冲突逐渐的加剧，群臣往往采用乞休的方式来坚定自己的政见。
在君臣的冲突之中，皇帝自然不会全会妥协，大多都是采用的是罢黜和降低俸禄的方式来打压群臣。
君臣之间的冲突大多都是观念之间的冲突对于臣子来说最为主要的观念就是民本观，民本观念在儒家的思想之中是影响政权存在的根本观念。
汉代之后，儒家的思想逐渐的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到了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儒家思想逐渐的到了天下士子心中，所以说君臣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是为了民生之间观念的冲突。
而皇帝私有观念逐渐的加重，特别是在财富上对于地方上财富进行搜刮，引起了民愤。
财富的使用来源于皇帝的意志，所以说群臣很难约束，但是这些财富的流通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到了民生上而是为了私有的皇室利益。
这就使得皇帝和群臣之间的经济冲突逐渐的加重，臣子以为要以天下百姓为重，而皇帝以为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家私有。
虽然士大夫注重皇室的隆重礼仪，但是不认同皇室的贪婪搜刮，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根本原因。
而随着朱雄英的到来，这些士大夫们逐渐地与朱元璋的矛盾，逐渐地变成了纯粹的利益冲突。
在君臣关系上，和谐的君臣关系自然能够良好地促进国家机器的运行，从而稳定政局的稳定。
但对于宰相制度这一缓冲制度的废除，不管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朱雄英在此也不会过多的评价什么。
毕竟，这已经算是一个既定事实，朱雄英就算是再有想法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给亲爷爷内心上扎刺，所以，现在他只要直接考虑现在的君臣关系也就是了。
“现在的朝堂，君臣之间的矛盾无非就是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不可调解的巨大矛盾，大人，只要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大明百姓着想，那彼此之间的矛盾自然就会解决。
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大明现在的巨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士族手中的，要是想让百姓们享受更加好的生活，那就必须要将掌握在士族手中的财富拿出来分给贫苦的百姓们。”
这就是所谓的缩减贫富差距。
也是后世社会一直想要努力的目标。
这也是为什么要打压垄断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无非就是想要缩减贫富差距罢了。
朱雄英觉得，封建社会其实更像是后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个人财产私有制，就算是奴隶，也不过是在私有制财产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可是殿下有没有想过，就算是那些士族掌握了大明大半的财富，那也是他们一代一代积攒下来的，正途所得。”
是的，在吏部尚书的眼里，虽然殿下说的很对，但这些人的财富那也是自己努力而得的，只要是正途所得，那就不能强行将财富给强征。
“正途？大人，你确定吗？”
这个正途所得差点让朱雄英当场发笑，这位吏部尚书也真的是会睁眼说瞎话。
后世，有一个种族很是让人敬佩，他们就是犹太人，在外人的印象里，对于犹太人只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这个民族很会挣钱，很有理财头脑。
而在犹太人群体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那就是马克思。
或许大家对于马克思的最大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朱雄英却对马克思的另一个“马克思的魔咒”记忆犹新。
而这个“马克思的魔咒”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所谓的魔咒说的就是对财富的理解，那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从来都是血淋淋的。
对于马克思的这个理解，朱雄英是认同的，因为不管是有意无意，任何一个企业的崛起，身下一定埋着其他众多中小微企业的累累尸骨。
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应该就是英国的强盛壮大了。
翻开世界历史书，你不难发现，英国的强盛壮大从来就与对世界各殖民地的残酷掠夺分不开，而历史上恶名昭彰的“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与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这个始建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原本是一个英国人用来与印度做生意的机构。
但随着英国殖民者野心的不断膨胀，它慢慢就成了英国殖民者侵略印度的强大工具。
特别是在印度加尔各答设立了贸易总部后，印度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就源源不断地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回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因此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积累了更多的原始资本，具备了入侵他国更雄厚的财力。
尽管如此，财富掠夺远远不能满足侵略者的野心，他们更大的胃口是政治上的控制，甚至还在加尔各答修筑了堡垒，建立了军队，这样就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愤然反抗，爆发了历史上着名的英印“七年战争”。
英国政府授予了“东印度公司”各种权力，使这个公司成了印度的国中之国，甚至是国上之国，它不仅垄断了贸易权，还具有训练军队权、宣战媾和权、设立法庭审判本国或殖民地居民权等。
这样，“东印度公司”实际成了印度政府的太上皇。
当英国人打开孟加拉国库大门时，他们所有的绅士风度都荡然无存，甚至比强盗还更疯狂，把满库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
据不完全统计，孟加拉国库被抢，英军拿走的金银珠宝，总价值达3700万英镑，这还不包括个人装入腰包的，如东印度公司职员们个人抢走的总数价值既达2100万英镑，光这两项总价值就达5800万英镑。
这就是资本的积累，从骨子里就透着血淋淋的血腥。
而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这位马克思也曾下过一个透彻的结论：
那就是着名的“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说法。
他甚至还断言：“在坚硬的商品货币法则面前，温情脉脉的亲情面纱薄如蝉翼。”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如果以追求财富积累成为生存的唯一目标，都会陷入到“马克思的魔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