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厢新军刚进南海子，那边内阁首辅叶向高便又给朱启明添堵，距离上次京察已经过去六年了，该京察了！
朱启明之前也知道此事，他一直不提就是想着能拖就拖，让朝臣把心思放在治国上，没想到这帮人还是一心想着党争，简直不可救药！
事已至此，不理会也不行了，朱启明只好前往文华阁与内阁诸臣商议。
京察是明代考核文官的方法，也称为内计，考察的对象为在京朝官。洪武十四年始定京察法：五品以下听本衙门正官考验行能勤怠，五品以上及近侍、御史等则由皇帝裁决，十六年又改由吏部核考，洪武年间的京察先是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一直沿用到明孝宗晚期。
到了弘治十七年，京察改为每六年，即逢巳、亥之年举行一次，四品以上官员具疏自陈，听皇帝裁定去留，确定去留后，而居官行为不当即有遗行者，再由科道官纠劾，谓之拾遗，被弹劾而列入拾遗的官吏，一般很难获免。五品以下官吏则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核后具册奏请。
由于明代实行南、北两京制度，所以京察又有南察、北察之分。被察官吏分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疲、不谨八类，称之“八法”。不合格的官员处分有致仕、降调、冠带闲住、为民四等。
但自万历朝以后，官僚集团内部互相攻讦，结党营私，京察便成了党争的工具。
对于东林党人急于报上次京察之仇，朱启明心知肚明，他实在是想将此次京察推迟两年，然后趁机取消，但面对着满朝的东林党人，也是无可奈何。
说是商议，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商议的，按照流程做一遍就是，但朱启明哪能让这帮人斗起来没完，直接要求京察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过期不得再继续进行。
叶向高对此没有表示，反倒是韩爌和朱国祚表示反对，认为两个月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京官的考核。
双方你来我往，开始在时间和人员上讨价还价。
“皇上，臣以为京察快则半年月，慢则一载，两个月时间是万万不够的。”
“两个半月！”
“八个月！”
“五十天！”
“七个半月！”
。。。。。。
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四个半月必须完成京察，人选上，朱启明也将右都御史周应秋、吏部右侍郎杨维桓两人塞入了“京察主席团”，再加上已经心向自己的杨涟，就凭吏部尚书赵南星和手下几名区区主事郎中，想必也翻不起多大浪。
只能说朱启明不够了解赵南星，这位去年腊月接替张问达出任吏部尚书的东林党斗士，摆明了就是东林可以安排用来主持京察的，张问达太平庸了，根本不是主持京察大计的料，只有赵南星才行！
这个赵南星早在三十年前，就曾公开声称，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的时机，是一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较量，那是万历二十一年，他刚刚当上吏部考功司郎中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京察，那一次他就按照党派划线，狠狠的排挤了一批非东林党人。那次京察也被视为是东林党崛起的标志，从此以后朝廷党争再无宁日。
赵南星把京察解释为“君子”和“小人”之争，也代表了东林党的一贯风格，就是对人不对事，评价官员好坏，政务能力怎么样不管，关键是要按照儒家宗**理来划线。只要认可东林理学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把行政考核的重点，从考核政绩，变成了考核道德标准。
而道德标准，也不是什么不贪污不腐败等公认的官员操守，而是要以东林党所解释的理学思想来衡量，简单来说就是东林党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凡是不同意东林党主张的就是小人，实际上就是把京察变成了党争的工具。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赵南星从一个小小的郎中变成了吏部尚书，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启明彻底低估了赵南星的战斗力，原本的历史中，此次京察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竟然多达官员三百三十八人，人数创明朝历史之冠，其中大部分都是历来同东林作对的人物。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四凶”，即万历末年反对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四人。但这四人其实除了与东林为敌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劣迹，甚至政见还与东林党部分一致，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赞同东林党极端抵制皇权、降低商税等主张，就被东林党视为仇敌，主张予以罢黜。
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因此提出异议，觉得处理得太过分、赵南星却坚持已见，并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四凶论》，把这四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把四人驱逐出朝廷。
最终，由于东林上下齐心协力，四人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罢黜。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以及徐大化等人，也都在这次京察中被罢免。除了这些党人之外，还有一批本不结党，但在“三大案”等重大事件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也一概被打入“邪党”，赶出京城。
总结起来一句话，通过天启三年的京察，东林党人通过一系列手段，把“邪党”差不多一网打尽了，大有要独霸朝政之势，然而也正因此次京察，让阉党的实力获得极速增长，埋下了东林党覆灭的祸根。
不过由于朱启明的到来，这些原本的历史早已发生了改变，赵南星的“战斗力”被暂时压制住了，京察开始之后，整个朝堂一片风平浪静，仿佛没有京察这事一样。
朱启明知道，这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而已，这帮人都在憋大招呢，一旦出手，必然要对对手一击必杀。
就在这波诡云谲的氛围中来到了三月底，朱启明正要将心思放到新作物在皇庄的推广上，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三月廿六日，刚刚返回草原不久的宰赛再次来到北京，要求觐见朱启明，说是有重大军情汇报。
朱启明自然不敢耽搁，赶忙接见了宰赛，一问才知是奴尔哈赤借口内喀尔喀部虽与后金结盟，然而却阳奉阴违，不仅继续支持与后金对抗的林丹巴图尔，甚至还与大明通款，于是要求内喀尔喀断绝与林丹巴图尔和大明的关系，并召集五部首领亲自前往辽阳谢罪！
这自然遭到内喀尔喀五部上层的反对，奴尔哈赤于是调兵遣将，扬言要对内喀尔喀发动惩罚性攻击，内喀尔喀五部盟主卓里克图得知情况亲自去求林丹巴图尔，希望一起应对，但林丹巴图尔却以冬季遭灾严重，战马士卒均无力作战为由，拒绝了卓里克图的请求。
卓里克图发动关系，数次向林丹巴图尔求救，但均遭林丹巴图尔的拒绝，心灰意冷之下，只好独自返回内喀尔喀，将结果告知了各部。
这下内喀尔喀五部算是炸了锅了，一直对后金持强硬态度的扎鲁特部台吉昂安主张聚齐五部青壮，与后金军血战到底。宰赛和卓里克图虽然也是强硬派，但却没有昂安那样冲动，而是主张一面遣使赴辽阳拖住奴尔哈赤，一面继续寻求支援，他们二人的提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当然，除了上面这两种人，还有一种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叛逃，比如拉巴什希布、索诺木、莽果等人，他们直接率领所属牧民直奔辽阳而去，让本就实力大减的内喀尔喀五部雪上加霜。
一下子损失了近五分之一的部众，卓里克图直接吐了一口老血，差点没就此归西。
宰赛也不敢耽搁，请示了一下虚弱的卓里克图，便直奔北京而来。
朱启明之前也知道此事，他一直不提就是想着能拖就拖，让朝臣把心思放在治国上，没想到这帮人还是一心想着党争，简直不可救药！
事已至此，不理会也不行了，朱启明只好前往文华阁与内阁诸臣商议。
京察是明代考核文官的方法，也称为内计，考察的对象为在京朝官。洪武十四年始定京察法：五品以下听本衙门正官考验行能勤怠，五品以上及近侍、御史等则由皇帝裁决，十六年又改由吏部核考，洪武年间的京察先是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一直沿用到明孝宗晚期。
到了弘治十七年，京察改为每六年，即逢巳、亥之年举行一次，四品以上官员具疏自陈，听皇帝裁定去留，确定去留后，而居官行为不当即有遗行者，再由科道官纠劾，谓之拾遗，被弹劾而列入拾遗的官吏，一般很难获免。五品以下官吏则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核后具册奏请。
由于明代实行南、北两京制度，所以京察又有南察、北察之分。被察官吏分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疲、不谨八类，称之“八法”。不合格的官员处分有致仕、降调、冠带闲住、为民四等。
但自万历朝以后，官僚集团内部互相攻讦，结党营私，京察便成了党争的工具。
对于东林党人急于报上次京察之仇，朱启明心知肚明，他实在是想将此次京察推迟两年，然后趁机取消，但面对着满朝的东林党人，也是无可奈何。
说是商议，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商议的，按照流程做一遍就是，但朱启明哪能让这帮人斗起来没完，直接要求京察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过期不得再继续进行。
叶向高对此没有表示，反倒是韩爌和朱国祚表示反对，认为两个月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京官的考核。
双方你来我往，开始在时间和人员上讨价还价。
“皇上，臣以为京察快则半年月，慢则一载，两个月时间是万万不够的。”
“两个半月！”
“八个月！”
“五十天！”
“七个半月！”
。。。。。。
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四个半月必须完成京察，人选上，朱启明也将右都御史周应秋、吏部右侍郎杨维桓两人塞入了“京察主席团”，再加上已经心向自己的杨涟，就凭吏部尚书赵南星和手下几名区区主事郎中，想必也翻不起多大浪。
只能说朱启明不够了解赵南星，这位去年腊月接替张问达出任吏部尚书的东林党斗士，摆明了就是东林可以安排用来主持京察的，张问达太平庸了，根本不是主持京察大计的料，只有赵南星才行！
这个赵南星早在三十年前，就曾公开声称，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的时机，是一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较量，那是万历二十一年，他刚刚当上吏部考功司郎中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京察，那一次他就按照党派划线，狠狠的排挤了一批非东林党人。那次京察也被视为是东林党崛起的标志，从此以后朝廷党争再无宁日。
赵南星把京察解释为“君子”和“小人”之争，也代表了东林党的一贯风格，就是对人不对事，评价官员好坏，政务能力怎么样不管，关键是要按照儒家宗**理来划线。只要认可东林理学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把行政考核的重点，从考核政绩，变成了考核道德标准。
而道德标准，也不是什么不贪污不腐败等公认的官员操守，而是要以东林党所解释的理学思想来衡量，简单来说就是东林党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凡是不同意东林党主张的就是小人，实际上就是把京察变成了党争的工具。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赵南星从一个小小的郎中变成了吏部尚书，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启明彻底低估了赵南星的战斗力，原本的历史中，此次京察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竟然多达官员三百三十八人，人数创明朝历史之冠，其中大部分都是历来同东林作对的人物。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四凶”，即万历末年反对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四人。但这四人其实除了与东林为敌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劣迹，甚至政见还与东林党部分一致，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赞同东林党极端抵制皇权、降低商税等主张，就被东林党视为仇敌，主张予以罢黜。
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因此提出异议，觉得处理得太过分、赵南星却坚持已见，并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四凶论》，把这四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把四人驱逐出朝廷。
最终，由于东林上下齐心协力，四人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罢黜。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以及徐大化等人，也都在这次京察中被罢免。除了这些党人之外，还有一批本不结党，但在“三大案”等重大事件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也一概被打入“邪党”，赶出京城。
总结起来一句话，通过天启三年的京察，东林党人通过一系列手段，把“邪党”差不多一网打尽了，大有要独霸朝政之势，然而也正因此次京察，让阉党的实力获得极速增长，埋下了东林党覆灭的祸根。
不过由于朱启明的到来，这些原本的历史早已发生了改变，赵南星的“战斗力”被暂时压制住了，京察开始之后，整个朝堂一片风平浪静，仿佛没有京察这事一样。
朱启明知道，这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而已，这帮人都在憋大招呢，一旦出手，必然要对对手一击必杀。
就在这波诡云谲的氛围中来到了三月底，朱启明正要将心思放到新作物在皇庄的推广上，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三月廿六日，刚刚返回草原不久的宰赛再次来到北京，要求觐见朱启明，说是有重大军情汇报。
朱启明自然不敢耽搁，赶忙接见了宰赛，一问才知是奴尔哈赤借口内喀尔喀部虽与后金结盟，然而却阳奉阴违，不仅继续支持与后金对抗的林丹巴图尔，甚至还与大明通款，于是要求内喀尔喀断绝与林丹巴图尔和大明的关系，并召集五部首领亲自前往辽阳谢罪！
这自然遭到内喀尔喀五部上层的反对，奴尔哈赤于是调兵遣将，扬言要对内喀尔喀发动惩罚性攻击，内喀尔喀五部盟主卓里克图得知情况亲自去求林丹巴图尔，希望一起应对，但林丹巴图尔却以冬季遭灾严重，战马士卒均无力作战为由，拒绝了卓里克图的请求。
卓里克图发动关系，数次向林丹巴图尔求救，但均遭林丹巴图尔的拒绝，心灰意冷之下，只好独自返回内喀尔喀，将结果告知了各部。
这下内喀尔喀五部算是炸了锅了，一直对后金持强硬态度的扎鲁特部台吉昂安主张聚齐五部青壮，与后金军血战到底。宰赛和卓里克图虽然也是强硬派，但却没有昂安那样冲动，而是主张一面遣使赴辽阳拖住奴尔哈赤，一面继续寻求支援，他们二人的提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当然，除了上面这两种人，还有一种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叛逃，比如拉巴什希布、索诺木、莽果等人，他们直接率领所属牧民直奔辽阳而去，让本就实力大减的内喀尔喀五部雪上加霜。
一下子损失了近五分之一的部众，卓里克图直接吐了一口老血，差点没就此归西。
宰赛也不敢耽搁，请示了一下虚弱的卓里克图，便直奔北京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