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之后，英日联合对华实行海上贸易封锁。他们利用海军的强大，通过舟山群岛控制了东海门户。这一来，各国商船开往上海的航道便被完全切断了。
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十余天消耗，停工的纱厂从5家发展到100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将大部停电。另一方面，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这样下去，正如上海工商业工会领袖虞洽卿所说：“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怎么办？”
日资企业也推波助澜。为最大限度使市民产生对局势不稳定的恐惧感，一些日本贸易株式会社也趁机从市面上大肆抢购大米。原本9分一斤的大米在不到一星期涨到了1角4分，在第二周竟达到了3角2分，几乎翻了2番！
中外的有识之士均感觉到局势的紧迫：上海物价一失控，天津、北京和江浙几省都受影响，每天有电报来告急催问。另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上窜下跳，在报纸上推波助澜，渲染局势。
张汉卿正要如此：全国性两年的建设以来、尤其是农业方面因为投入了巨资，且因为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亩产量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长。以号称“中国粮仓”的东北为例，到1924年底时全部粮食产量连续4年突破2000万吨，为张汉卿能够稳定上海局面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矗他正愁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商品粮没有销路，这不，机会自己就来了。张汉卿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蒋柏里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
6月12日，上海财经委员会和粮食厅宣布向上海市场抛出5万吨大米，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电台开展宣传，张汉卿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资力雄厚，5万吨大米被一吸而空。6月14日，大米继续涨到3角8分每斤。
作为坐镇上海全权处理“五卅惨案”的中央大员，张汉卿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财经界首领以大局为重，“勿在此时作扰乱市场物价，各行业行会应以稳定上海大局为重，全力支持中央对此事件的态度和民众的呼声。”他还在《申报》上刊登整幅文章，抨击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声色俱厉地强调：“所有米铺、商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均需维持在五月初的物价水平。擅自涨价者，将交处10倍以上、但不低于所销售物品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处于严厉的刑事制裁。”上海省政府颁布了严格的条例并成立上海市面稳定委员会来整治金融市场的混乱。
资本家们看惯了军阀政府们朝令夕改的三令五申，信奉“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们指望通过贿赂执法人员以逃避物品的囤积，再在高价时卖出好价钱。可是人民党的工作人员出奇地滴油不沾，种种的关系、办法在人民党上海省部及省政府的严格控制下根本不起作用。对屡禁不止、风头正盛的几家商埠，市面稳定委员会予以了严厉查处：或罚处使其倍受损失、一蹶不振，或全部没收其财产，上海国家安全厅掌握的几名首要人员更是受到了刑役等重处，于15日还枪毙了4个哄抬物价的商贩。上海公安厅则召唤黄金荣等黑帮头目于一堂，严令其约束门徒，勿要在此时兴风作浪，否则国家政权将彻底将其清出上海滩。
国内势力的蠢蠢欲动被压制，但是混乱仍在继续。上海股价一跌再跌，英日商会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关系财阀不停息地抛出手中股票，以此来打击不成熟的中国市场，准备在股价较低的时机再大量买进。因为上海省政府派出多个检查小组来打击本土囤积货物，一些国家的公司纷纷将所购置货物运上船，转向海外。日本商会更是组织船队将货物不断续地运往日占台湾或日本本土。
张汉卿一面向出席上海市面稳定委员会的民族资本家鼓气，要求他们把握机会，相信政府有能力控制局面，在此次金融风潮中不跟风抛售，并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抢先收购市面已经跌至谷底的股票。一面在上海各个城区以行政方式在政府控制下的米铺平价贩卖大米。在整顿上海财经工作会议上，张汉卿冷静地说：“有人囤积大米想隼取暴利，但是他们小看了人民政府的能力！2天后每天进入上海滩的大米将会有2万吨，5天后进入上海的大米将达到10万吨。他们不是能吃大米么？只要他们不怕被撑死，上海的大米应有尽有1要知当时整个上海滩不过300万人口，一天大米消耗量充其量不过3000吨。
米贩们和外国商会不能忍受米价下跌这种损失，这样他们多日以来所做的努力不但划为乌有，还要平白损失一笔庞大的资金----要知道正是他们自己导致了米价上扬，并在上扬过程中推波助澜，并以相对高价位购买了大量大米及期货。在经过短暂协商后他们一致决定，无限制吸纳政府所投入市场的大米，以人为造成市面大米奇缺，使其价格上涨。他们所想的是通过经济危机，压迫民国政府在处理“五卅惨案”对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
6月25夜，一纸密令，东北、湖北、湖南、江苏等产米大省立即行动，将早已整装待发的成袋大米彻夜不停地以火车、轮船运往沪上。因为在初期外省大米尚在张汉卿计划下控制运进产量时，造成沪上政府供应大米天天供不应求，渐渐地人心开始浮动起来，“政府无法控制局面”的谣言笼罩在黄浦江两岸，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已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张汉卿果断地仿照后世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居民定量户口的运作方式，命令按户登记购米，同时给予1角2分每斤的财政补贴。对因经济萎缩造成的10万失业工人，政府发救济米，组织他们修海塘“以工代赈”。
于是上海滩上出现了非常精彩的一幕：往往是政府的平价大米一上市，立即被商贩大量吃进，转而就运进了外国商会所控制的港口并转运出去。当然平价大米他们是拿不到的，作为商人，是无法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的。他们拿到的平价大米，是基价加上国家给予居民的财政补贴的每斤1角2分的“平价”价格。
然后，在米价已经升到了每斤0。36元的当口，政府突然实际以9分每斤的价格向上海市民敞开销售大米，可想而知，这个大手笔给上海人民和不法商人所带来的震憾是多么的大！
上海市民凭户口每人每日可以以平价购置1斤大米，工厂务工之外来人口由工厂所在片区派出所及民政所统计同例发放，这一举动立即使上海市民吃了定心丸。肚里有货，心中不慌。既然政府给了安全后盾，那米价的波动便窜上天又有何妨？所以一时间上海市民笑谈米价仰止，仰望股价起伏。
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十余天消耗，停工的纱厂从5家发展到100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将大部停电。另一方面，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这样下去，正如上海工商业工会领袖虞洽卿所说：“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怎么办？”
日资企业也推波助澜。为最大限度使市民产生对局势不稳定的恐惧感，一些日本贸易株式会社也趁机从市面上大肆抢购大米。原本9分一斤的大米在不到一星期涨到了1角4分，在第二周竟达到了3角2分，几乎翻了2番！
中外的有识之士均感觉到局势的紧迫：上海物价一失控，天津、北京和江浙几省都受影响，每天有电报来告急催问。另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上窜下跳，在报纸上推波助澜，渲染局势。
张汉卿正要如此：全国性两年的建设以来、尤其是农业方面因为投入了巨资，且因为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亩产量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长。以号称“中国粮仓”的东北为例，到1924年底时全部粮食产量连续4年突破2000万吨，为张汉卿能够稳定上海局面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矗他正愁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商品粮没有销路，这不，机会自己就来了。张汉卿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蒋柏里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
6月12日，上海财经委员会和粮食厅宣布向上海市场抛出5万吨大米，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电台开展宣传，张汉卿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资力雄厚，5万吨大米被一吸而空。6月14日，大米继续涨到3角8分每斤。
作为坐镇上海全权处理“五卅惨案”的中央大员，张汉卿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财经界首领以大局为重，“勿在此时作扰乱市场物价，各行业行会应以稳定上海大局为重，全力支持中央对此事件的态度和民众的呼声。”他还在《申报》上刊登整幅文章，抨击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声色俱厉地强调：“所有米铺、商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均需维持在五月初的物价水平。擅自涨价者，将交处10倍以上、但不低于所销售物品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处于严厉的刑事制裁。”上海省政府颁布了严格的条例并成立上海市面稳定委员会来整治金融市场的混乱。
资本家们看惯了军阀政府们朝令夕改的三令五申，信奉“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们指望通过贿赂执法人员以逃避物品的囤积，再在高价时卖出好价钱。可是人民党的工作人员出奇地滴油不沾，种种的关系、办法在人民党上海省部及省政府的严格控制下根本不起作用。对屡禁不止、风头正盛的几家商埠，市面稳定委员会予以了严厉查处：或罚处使其倍受损失、一蹶不振，或全部没收其财产，上海国家安全厅掌握的几名首要人员更是受到了刑役等重处，于15日还枪毙了4个哄抬物价的商贩。上海公安厅则召唤黄金荣等黑帮头目于一堂，严令其约束门徒，勿要在此时兴风作浪，否则国家政权将彻底将其清出上海滩。
国内势力的蠢蠢欲动被压制，但是混乱仍在继续。上海股价一跌再跌，英日商会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关系财阀不停息地抛出手中股票，以此来打击不成熟的中国市场，准备在股价较低的时机再大量买进。因为上海省政府派出多个检查小组来打击本土囤积货物，一些国家的公司纷纷将所购置货物运上船，转向海外。日本商会更是组织船队将货物不断续地运往日占台湾或日本本土。
张汉卿一面向出席上海市面稳定委员会的民族资本家鼓气，要求他们把握机会，相信政府有能力控制局面，在此次金融风潮中不跟风抛售，并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抢先收购市面已经跌至谷底的股票。一面在上海各个城区以行政方式在政府控制下的米铺平价贩卖大米。在整顿上海财经工作会议上，张汉卿冷静地说：“有人囤积大米想隼取暴利，但是他们小看了人民政府的能力！2天后每天进入上海滩的大米将会有2万吨，5天后进入上海的大米将达到10万吨。他们不是能吃大米么？只要他们不怕被撑死，上海的大米应有尽有1要知当时整个上海滩不过300万人口，一天大米消耗量充其量不过3000吨。
米贩们和外国商会不能忍受米价下跌这种损失，这样他们多日以来所做的努力不但划为乌有，还要平白损失一笔庞大的资金----要知道正是他们自己导致了米价上扬，并在上扬过程中推波助澜，并以相对高价位购买了大量大米及期货。在经过短暂协商后他们一致决定，无限制吸纳政府所投入市场的大米，以人为造成市面大米奇缺，使其价格上涨。他们所想的是通过经济危机，压迫民国政府在处理“五卅惨案”对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
6月25夜，一纸密令，东北、湖北、湖南、江苏等产米大省立即行动，将早已整装待发的成袋大米彻夜不停地以火车、轮船运往沪上。因为在初期外省大米尚在张汉卿计划下控制运进产量时，造成沪上政府供应大米天天供不应求，渐渐地人心开始浮动起来，“政府无法控制局面”的谣言笼罩在黄浦江两岸，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已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张汉卿果断地仿照后世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居民定量户口的运作方式，命令按户登记购米，同时给予1角2分每斤的财政补贴。对因经济萎缩造成的10万失业工人，政府发救济米，组织他们修海塘“以工代赈”。
于是上海滩上出现了非常精彩的一幕：往往是政府的平价大米一上市，立即被商贩大量吃进，转而就运进了外国商会所控制的港口并转运出去。当然平价大米他们是拿不到的，作为商人，是无法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的。他们拿到的平价大米，是基价加上国家给予居民的财政补贴的每斤1角2分的“平价”价格。
然后，在米价已经升到了每斤0。36元的当口，政府突然实际以9分每斤的价格向上海市民敞开销售大米，可想而知，这个大手笔给上海人民和不法商人所带来的震憾是多么的大！
上海市民凭户口每人每日可以以平价购置1斤大米，工厂务工之外来人口由工厂所在片区派出所及民政所统计同例发放，这一举动立即使上海市民吃了定心丸。肚里有货，心中不慌。既然政府给了安全后盾，那米价的波动便窜上天又有何妨？所以一时间上海市民笑谈米价仰止，仰望股价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