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交流的增加，不可避免地接受了相互之间的影响。德国通过色当战役彻底打败法国阻挠，完成国家统一并迅速成为现代工业强国的崛起过程，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榜样，其在政治和军事制度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高效率，也是政治改革家们所效仿的楷模。张作霖统治集团内部的部分人也认为流行的法西斯主义可能是中国迅速解决政治和军事混乱的一个秘方。
不要被后世的教科书式的结论蒙住了视野，首先我们有必要厘清到底什么是纳粹。nazi其德文是national sozialismus，英文为national socialism， 缩写为nazi，“纳粹”即为其译音。现在一般翻译为“国家社会主义”，但其实这种翻译是以讹传讹造成的，最好的翻译其实是“民族社会主义”，“国社党”也应该翻译为“民社党”更确切。而“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历史上另有其事的。它的德文原文是staats sozialismus，英文是state-socialism。“国家社会主义”是19世纪欧洲众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
因为在英德文中“nation”、“state”都可以表达国家的意思，但侧重点并不相同。nation强调的有民族形成的国家，state强调的制度化的独立主权体形成的国家，所以美国是state，而中国是nation。
那到底什么是法西斯呢？其实是罗马政府官员执行法定权力的标志：有一束木棒中间绑有一长斧，意味着国家赋予的法定的暴力与权威，强调的是尊重与服从。在欧洲，这个标志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都使用过， 甚至美国林肯纪念堂前也有。
纳粹的上台几乎背负上了当时整个德国所有阶层的对德国和自己的最后希望。德意志民族几乎狂化了：想战斗，想与一切不公、一切欺侮战斗，哪怕是服用毒酒，恶魔付身，投火自焚，都在所不惜。只要能够改变现状，只要明天就能战斗！
之所以用这么激昂的字眼来描写德国纳粹的上台，其实不是为了说德国的30年代，而是为了说中国的20、30年代。看看中国当时所处国际环境和国内现实，回顾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与百年来的外来欺凌，中国与德国的区别只是最终“红色革命”胜利了。正如邓小平们所说过，“不是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选择了中国”。因为中国当时的有识之士想法也很简单，要改变，要战斗，明天就要改变，即使恶魔伏身也在所不惜。而当时这种想法也不仅是中国共chan党人有：上承梁启超，在《新民说》开始从自由主义的思想全面向国家主义转型，鼓吹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集团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此后朱自清、闻一多、罗隆基、梁实秋等结社《大江》，李璜等《醒狮》为刊， 竭力鼓吹国家主义， 赞美墨索里尼， 认为中国之未来复兴，也在意大利之复兴道路，即法西斯道路。在对国家利益至上的崇拜， 到国民党内新生代所所建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蓝衣社)。
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于1921年5月20日与德国新订了平等的双边协定，使中国青年愿意前往德国留学的心理。战后德国经济处于恢复中，马克贬值，物价低廉，这是促使部分经济宽裕的中国人赴德留学的又一重要因素。此外，也有学子借鉴战后德国重建经验的愿望。如少年中国学会领袖王光祈1920年留德之行，即“以为德方新败，上下竞图存，国内青年有志者，宜乘时来德，观其复兴纲要”(有必要说明一下， 少年中国会是中国两大集权思想体系的最初大本营， 中国共chan党和中国国家主义者多出于此会)。正史上到1925年后，受欧洲经济危机和德国物价上涨的影响，学习和生活费用增加，中国留德学生人数因之锐减，留德学生数才出现低谷。
在人民党的宣传和影响下，中国国内对于集中制的褒扬逐渐超过了对于英美式民主的向往，最终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在不久后的国家政治制度建立上阻碍甚少。而且由于赴德留学的学生们未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之巨大，国民对未来国家的发展方向无比齐心。从这一点上来讲，教育对国民的影响之大说什么也不为过。也从这一点上说，美国用庚子赔款来建设清华大学的宗旨真的体现了这个国家的远见卓识。
本来，民国初期文科类是很吃香的，从现代文学史上百家齐放、大家辈出的情景便可知道。但是张汉卿入主后的民国政府由于对工业的重视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本来会出现的中国留德国学生中，文科类（包括文、法、商、教）留学生多于实科类（包括理、工、农、医）留学生的场景再未出现。由于政府对留学生的所学文科专业的限制，加上社会上实业救国风气的影响，不少留学生选择了理科，甚至弃文从理，至少，那位别名“鲁迅”的文豪再也没能出版什么《呐喊》，北京也多了一位名叫周树人的医生。
从1923年起，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出自当时的特别需要，注重鼓励留学生学习理、工、农、医，实科类留学生比例开始上升。这一时期，中国学生留德所学的专业主要分布在医学、化学、机械工程、电机工程等。据统计，1924年留德的700名学生中，50%学习化学、机械和电机，40%学习医学和陆军，其余10%学习文科。
总体而言，留德学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学术研究，成才率高于其它留学国别。当时国内一般学校都注重英文，以德文为主的仅有同济、同德等少数几所学校，所以留德学生的来源比较集中。如中德合作的同济大学，其毕业生大多进入德国深造。1912年至1937年间，在可考的99位同济毕业生中，有61人选择留学德国的大学或高等工业学院。一些已经留学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的中国学人，因追求高深学问而赴德从事专门研究或攻读学位，如陈寅恽贺麟、赵九章、罗家伦、傅斯年、张维、俞大维、李金发、夏坚白等人。这是留德教育史上的一种奇特文化现象。由于德国高等教育的严谨学风和留学生自身的刻苦学习，留德中国学人一般来说，学术成就突出。民国时期的留德学生总数少于留学日、美、法者，但其获得博士学位者比例却最高。据袁同礼统计，自1907年—1961年间，中国留德学人共有732名获得博士学位 ，其中最多的是医学博士，其次是数理化和工程学博士，高于留法（581名）、留英（346名）获博士人数。
官费陆军留学生是留德学生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群体。随着国家统一的大趋势越来越明显，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正规军队渐渐摆上议程。为了持续提高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军事素养，张作霖政府把陆军留学的重心逐渐转向德国，从而使德国对中国军事教育的影响达到高峰。
张汉卿正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他实在是受够了前生政府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事务中近似畸形的软弱。只要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利益而做出的决定，无论是纳粹党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可以认同的，因为他们的方向都是国家专制的，都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当然接受的前提是这种制度的成功。
其实想想后世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所作所为，与纳粹有何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纳粹实行的是赤i裸裸的领土占领，而美国相对“文明”些，相对杀人不见血，胡萝卜比大棒的成分要多了些----君不见后世美国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还有其对北约的控制、对所谓“无赖国家”的制裁？更有对中国全方位的围追堵截？一句话，美国文雅了，不那么暴力了，却更有成效。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若不是希特勒最终失利，谁敢说他的独裁不正确？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看大国脸色的半殖民地国家来说，集中国家力量办大事是必须的，这就需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政体是专制的。
所幸的是张汉卿的理论越来越得到更多的拥护者和激进的中下级民族主义军官，正是这些张汉卿称之为“中国的骄傲”和“明天的太阳”的和他同龄的年轻人，为他将来的种种政治上的大手笔减少了大量潜在的反对者，中国不久后的政治格局才能顺利按照他所预定的方向前进。
不要被后世的教科书式的结论蒙住了视野，首先我们有必要厘清到底什么是纳粹。nazi其德文是national sozialismus，英文为national socialism， 缩写为nazi，“纳粹”即为其译音。现在一般翻译为“国家社会主义”，但其实这种翻译是以讹传讹造成的，最好的翻译其实是“民族社会主义”，“国社党”也应该翻译为“民社党”更确切。而“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历史上另有其事的。它的德文原文是staats sozialismus，英文是state-socialism。“国家社会主义”是19世纪欧洲众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
因为在英德文中“nation”、“state”都可以表达国家的意思，但侧重点并不相同。nation强调的有民族形成的国家，state强调的制度化的独立主权体形成的国家，所以美国是state，而中国是nation。
那到底什么是法西斯呢？其实是罗马政府官员执行法定权力的标志：有一束木棒中间绑有一长斧，意味着国家赋予的法定的暴力与权威，强调的是尊重与服从。在欧洲，这个标志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都使用过， 甚至美国林肯纪念堂前也有。
纳粹的上台几乎背负上了当时整个德国所有阶层的对德国和自己的最后希望。德意志民族几乎狂化了：想战斗，想与一切不公、一切欺侮战斗，哪怕是服用毒酒，恶魔付身，投火自焚，都在所不惜。只要能够改变现状，只要明天就能战斗！
之所以用这么激昂的字眼来描写德国纳粹的上台，其实不是为了说德国的30年代，而是为了说中国的20、30年代。看看中国当时所处国际环境和国内现实，回顾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与百年来的外来欺凌，中国与德国的区别只是最终“红色革命”胜利了。正如邓小平们所说过，“不是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选择了中国”。因为中国当时的有识之士想法也很简单，要改变，要战斗，明天就要改变，即使恶魔伏身也在所不惜。而当时这种想法也不仅是中国共chan党人有：上承梁启超，在《新民说》开始从自由主义的思想全面向国家主义转型，鼓吹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集团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此后朱自清、闻一多、罗隆基、梁实秋等结社《大江》，李璜等《醒狮》为刊， 竭力鼓吹国家主义， 赞美墨索里尼， 认为中国之未来复兴，也在意大利之复兴道路，即法西斯道路。在对国家利益至上的崇拜， 到国民党内新生代所所建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蓝衣社)。
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于1921年5月20日与德国新订了平等的双边协定，使中国青年愿意前往德国留学的心理。战后德国经济处于恢复中，马克贬值，物价低廉，这是促使部分经济宽裕的中国人赴德留学的又一重要因素。此外，也有学子借鉴战后德国重建经验的愿望。如少年中国学会领袖王光祈1920年留德之行，即“以为德方新败，上下竞图存，国内青年有志者，宜乘时来德，观其复兴纲要”(有必要说明一下， 少年中国会是中国两大集权思想体系的最初大本营， 中国共chan党和中国国家主义者多出于此会)。正史上到1925年后，受欧洲经济危机和德国物价上涨的影响，学习和生活费用增加，中国留德学生人数因之锐减，留德学生数才出现低谷。
在人民党的宣传和影响下，中国国内对于集中制的褒扬逐渐超过了对于英美式民主的向往，最终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在不久后的国家政治制度建立上阻碍甚少。而且由于赴德留学的学生们未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之巨大，国民对未来国家的发展方向无比齐心。从这一点上来讲，教育对国民的影响之大说什么也不为过。也从这一点上说，美国用庚子赔款来建设清华大学的宗旨真的体现了这个国家的远见卓识。
本来，民国初期文科类是很吃香的，从现代文学史上百家齐放、大家辈出的情景便可知道。但是张汉卿入主后的民国政府由于对工业的重视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本来会出现的中国留德国学生中，文科类（包括文、法、商、教）留学生多于实科类（包括理、工、农、医）留学生的场景再未出现。由于政府对留学生的所学文科专业的限制，加上社会上实业救国风气的影响，不少留学生选择了理科，甚至弃文从理，至少，那位别名“鲁迅”的文豪再也没能出版什么《呐喊》，北京也多了一位名叫周树人的医生。
从1923年起，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出自当时的特别需要，注重鼓励留学生学习理、工、农、医，实科类留学生比例开始上升。这一时期，中国学生留德所学的专业主要分布在医学、化学、机械工程、电机工程等。据统计，1924年留德的700名学生中，50%学习化学、机械和电机，40%学习医学和陆军，其余10%学习文科。
总体而言，留德学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学术研究，成才率高于其它留学国别。当时国内一般学校都注重英文，以德文为主的仅有同济、同德等少数几所学校，所以留德学生的来源比较集中。如中德合作的同济大学，其毕业生大多进入德国深造。1912年至1937年间，在可考的99位同济毕业生中，有61人选择留学德国的大学或高等工业学院。一些已经留学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的中国学人，因追求高深学问而赴德从事专门研究或攻读学位，如陈寅恽贺麟、赵九章、罗家伦、傅斯年、张维、俞大维、李金发、夏坚白等人。这是留德教育史上的一种奇特文化现象。由于德国高等教育的严谨学风和留学生自身的刻苦学习，留德中国学人一般来说，学术成就突出。民国时期的留德学生总数少于留学日、美、法者，但其获得博士学位者比例却最高。据袁同礼统计，自1907年—1961年间，中国留德学人共有732名获得博士学位 ，其中最多的是医学博士，其次是数理化和工程学博士，高于留法（581名）、留英（346名）获博士人数。
官费陆军留学生是留德学生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群体。随着国家统一的大趋势越来越明显，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正规军队渐渐摆上议程。为了持续提高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军事素养，张作霖政府把陆军留学的重心逐渐转向德国，从而使德国对中国军事教育的影响达到高峰。
张汉卿正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他实在是受够了前生政府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事务中近似畸形的软弱。只要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利益而做出的决定，无论是纳粹党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可以认同的，因为他们的方向都是国家专制的，都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当然接受的前提是这种制度的成功。
其实想想后世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所作所为，与纳粹有何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纳粹实行的是赤i裸裸的领土占领，而美国相对“文明”些，相对杀人不见血，胡萝卜比大棒的成分要多了些----君不见后世美国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还有其对北约的控制、对所谓“无赖国家”的制裁？更有对中国全方位的围追堵截？一句话，美国文雅了，不那么暴力了，却更有成效。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若不是希特勒最终失利，谁敢说他的独裁不正确？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看大国脸色的半殖民地国家来说，集中国家力量办大事是必须的，这就需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政体是专制的。
所幸的是张汉卿的理论越来越得到更多的拥护者和激进的中下级民族主义军官，正是这些张汉卿称之为“中国的骄傲”和“明天的太阳”的和他同龄的年轻人，为他将来的种种政治上的大手笔减少了大量潜在的反对者，中国不久后的政治格局才能顺利按照他所预定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