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张作霖离京返奉，孙烈臣总督关内奉系军政，驻节天津。在张汉卿建议下调任郭松龄为华北军司令部总参谋长，按照西北人民军模式全权负责华北军整编、训练事宜，自己却利用少帅的身份，频繁接触北方的工商界人士，介绍东北的财政政策并招商引资。
按后世的经验，对外开放才是强国之路。而中国经过2000余年的封建时期，建立了完善且实力强大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数据、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自然经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就能够形成完备的体系并独立发展，成为民国军阀能够依省割据的经济因素。中国在当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大批具有浓厚自然经济特色的地主与绅商，他们的发展一般也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对全国性的市场没有足够的兴趣，并在势力范围内利用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辛亥革命时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国政府的土地改革与限制私人资本发展，采用支持当地实力派人物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与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当地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
即使有些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也只在本乡、本县、本省开办工厂，兴办实业，很少见到有跨省际的大公司。加之各地军阀纷争，安全因素不但成为商人远行的重要评估，也成为军阀为防止外来渗透而进行控制地封闭自治的一条诱因，如后来阎锡山在山西自造的小火车便是一例。
这样的经济状况，虽然在后来的抗战中有有利的一面----各地受外界封锁影响较小，均可自行作战。也有不利的一面----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这种情况是张汉卿所不愿见到的。
更重要的是东北新政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基础经济建设方面百废待兴，投资巨大。虽说这样的基础建设是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但是花钱如流水，非东北财政短期所能承受。还有政府兴建的国有厂矿，更是投资惊人，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成立2年来已发行了近5亿元的国债，尚不能满足急剧膨胀的财政投入需求。
日本倒是积极拉拢东北系的军政要员以加大日资的投入，但是与前世不同。眼看着奉系实力强大，张作霖对日本在家门口的经济投入非常敏感。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财经界要员坚持由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下属之企业占有企业控股权，日商可以出资获利，且在投资项目上作了种种限制。以张作霖之声望及影响，奉系政府对付日系经济渗透可谓滴水不露。
日商秉承政府旨意，当然不会白白拿钱给东北政府发展经济。自1907年4月日本政府在大连建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来，这个会社不仅直接经营南满铁路，还是一个庞大的垄断企业，从事煤炭、木材、钢铁、化工、电力、航运、建筑、邮电、农场及文化教育。属下有大型企业80余家，1919年总投资额达3。7亿元。会社属下的兴农部农务课首先在南满铁路沿线公主岭、熊岳建农业试验场，又在开原、大屯设立豆圃，在大榆树、铁岭、郑家屯（今辽源）、海龙等地修渠平地，开辟大片水稻种植田。直接获利可行，为他人作嫁衣裳却不是日本人的国民性。
既然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在日本所取得资金较少，向内地北方招商引资势在必行。
一时间，北京、天津十里洋场，张汉卿风度翩翩，大展风姿。他大量接触北方工商界人士，介绍东北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以招商引资。既是交际，免不了要有为国牺牲色相、花前月下之举。因经常留连于戏院舞场，博得与袁克文（袁世凯子）、溥侗（清末帝溥仪族弟）、张伯驹（张镇芳子）并称“民国四公子”。
张汉卿东北工业建设的主要方向一是原材料开采，主要是采矿，当时的工业以煤矿为主燃料，所以煤产量可以看出工业化程度。虽然东北有较丰富的矿藏分布，但是到第二年末的1919年，东北煤炭产量才达为2000万吨，仅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1913年的水平（2130万吨）。另外是缺少比较专业的人才与设备，冶铁、炼钢与轧钢技术尚处在原始阶段，制约交通与军工的重大技术类像机车与汽车制造基本为零。张汉卿一想起他的奉军现在辎重运输还是主要靠骡马就郁闷不已，像作为奉军部队里师级主要支持火力的75毫米克虏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其在现代不算什么的重量（仅约1。4吨而已）即需6匹马的拉力，还有人力、炮弹、人及马匹给养的输送，这些都造成庞大的后勤困扰。如果采用机械式牵引，即会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
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强项在于轻工业，而张汉卿迫切需要的却是重工业的突破。一般而言，重工业的先进程度直接带来军事工业的变革。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用蒸汽机代替人力引起了划时代的进步，并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打败了二千年来一直雄居世界前列的中华满清帝国；日本明治维新全面西化，用欧洲先进技术倾国发展了大炮巨舰，两次打败世界大国（满清与俄国）而一跃“脱亚入欧”，成为亚洲公认的强国。按照张汉卿的思路，应该是先重工业后轻工业，这也是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依照苏联优先建立重工业布局的原因所在。不过再后来苏联穷兵黩武，虽然军事实力超出了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但是人民生活穷困，间接导致了国家的解体。张汉卿自然不会玩到这种程度，但是要想在东北占稳脚跟直至壮大，重工业却是不得不是首眩民间资本的实力或投资眼光，根本不会也不敢触及到这一块，而政府有需要，却没钱做太多的事情。
按后世的经验，对外开放才是强国之路。而中国经过2000余年的封建时期，建立了完善且实力强大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数据、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自然经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就能够形成完备的体系并独立发展，成为民国军阀能够依省割据的经济因素。中国在当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大批具有浓厚自然经济特色的地主与绅商，他们的发展一般也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对全国性的市场没有足够的兴趣，并在势力范围内利用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辛亥革命时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国政府的土地改革与限制私人资本发展，采用支持当地实力派人物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与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当地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
即使有些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也只在本乡、本县、本省开办工厂，兴办实业，很少见到有跨省际的大公司。加之各地军阀纷争，安全因素不但成为商人远行的重要评估，也成为军阀为防止外来渗透而进行控制地封闭自治的一条诱因，如后来阎锡山在山西自造的小火车便是一例。
这样的经济状况，虽然在后来的抗战中有有利的一面----各地受外界封锁影响较小，均可自行作战。也有不利的一面----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这种情况是张汉卿所不愿见到的。
更重要的是东北新政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基础经济建设方面百废待兴，投资巨大。虽说这样的基础建设是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但是花钱如流水，非东北财政短期所能承受。还有政府兴建的国有厂矿，更是投资惊人，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成立2年来已发行了近5亿元的国债，尚不能满足急剧膨胀的财政投入需求。
日本倒是积极拉拢东北系的军政要员以加大日资的投入，但是与前世不同。眼看着奉系实力强大，张作霖对日本在家门口的经济投入非常敏感。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财经界要员坚持由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下属之企业占有企业控股权，日商可以出资获利，且在投资项目上作了种种限制。以张作霖之声望及影响，奉系政府对付日系经济渗透可谓滴水不露。
日商秉承政府旨意，当然不会白白拿钱给东北政府发展经济。自1907年4月日本政府在大连建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来，这个会社不仅直接经营南满铁路，还是一个庞大的垄断企业，从事煤炭、木材、钢铁、化工、电力、航运、建筑、邮电、农场及文化教育。属下有大型企业80余家，1919年总投资额达3。7亿元。会社属下的兴农部农务课首先在南满铁路沿线公主岭、熊岳建农业试验场，又在开原、大屯设立豆圃，在大榆树、铁岭、郑家屯（今辽源）、海龙等地修渠平地，开辟大片水稻种植田。直接获利可行，为他人作嫁衣裳却不是日本人的国民性。
既然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在日本所取得资金较少，向内地北方招商引资势在必行。
一时间，北京、天津十里洋场，张汉卿风度翩翩，大展风姿。他大量接触北方工商界人士，介绍东北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以招商引资。既是交际，免不了要有为国牺牲色相、花前月下之举。因经常留连于戏院舞场，博得与袁克文（袁世凯子）、溥侗（清末帝溥仪族弟）、张伯驹（张镇芳子）并称“民国四公子”。
张汉卿东北工业建设的主要方向一是原材料开采，主要是采矿，当时的工业以煤矿为主燃料，所以煤产量可以看出工业化程度。虽然东北有较丰富的矿藏分布，但是到第二年末的1919年，东北煤炭产量才达为2000万吨，仅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1913年的水平（2130万吨）。另外是缺少比较专业的人才与设备，冶铁、炼钢与轧钢技术尚处在原始阶段，制约交通与军工的重大技术类像机车与汽车制造基本为零。张汉卿一想起他的奉军现在辎重运输还是主要靠骡马就郁闷不已，像作为奉军部队里师级主要支持火力的75毫米克虏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其在现代不算什么的重量（仅约1。4吨而已）即需6匹马的拉力，还有人力、炮弹、人及马匹给养的输送，这些都造成庞大的后勤困扰。如果采用机械式牵引，即会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
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强项在于轻工业，而张汉卿迫切需要的却是重工业的突破。一般而言，重工业的先进程度直接带来军事工业的变革。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用蒸汽机代替人力引起了划时代的进步，并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打败了二千年来一直雄居世界前列的中华满清帝国；日本明治维新全面西化，用欧洲先进技术倾国发展了大炮巨舰，两次打败世界大国（满清与俄国）而一跃“脱亚入欧”，成为亚洲公认的强国。按照张汉卿的思路，应该是先重工业后轻工业，这也是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依照苏联优先建立重工业布局的原因所在。不过再后来苏联穷兵黩武，虽然军事实力超出了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但是人民生活穷困，间接导致了国家的解体。张汉卿自然不会玩到这种程度，但是要想在东北占稳脚跟直至壮大，重工业却是不得不是首眩民间资本的实力或投资眼光，根本不会也不敢触及到这一块，而政府有需要，却没钱做太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