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内战之际，中国也没闲着。皖系段祺瑞北洋政府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又达到削弱直系的目的。在政治上，段操纵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在军事上，于1919年1月建立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军为其嫡系。在武装及训练皖系的军队上，日本是下了真功夫的，因此段政府对日本政策是抱以容让和妥协的态度。
直系不甘心皖系的扩张，提出“和平统一”，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段对抗。奉系则抱着韬光养晦的心态立足于关外，浑不理会北京政坛。
但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大事使得张汉卿不得不暂时放弃这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进程，而以更大的视野投入到随后而来的巨变中。在受尽了数十年的凌辱之后，中华民族终于发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最强音：五四运动。
有时张汉卿也在暗想，他的横空出世，加快了东北(奉)系的强大，让历史上的东北经济、军事能力提前了不止2到3年。但是为什么历史还要按照它原来的轨迹行走呢？难道还要再来一次九﹒一八？一次七七事变？一次八年抗战？还有----一次南京大屠杀？
但是后来他想明白了：他的实力太小了，小到仅仅只能在东北作出有限的作用。而对国际大势，他还没有能力去影响或是改变，他也只能和常人一样，只不过不同的是他可以睁着眼睛看着历史走原来的老路。但是，这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对。
4月12日，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坚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中国代表团成员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收复山东的正义性，他以一句“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一样”，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列强同情。
然而弱国无外交，这种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优势很快便被政治利益所击败。在意大利因利益之争退出和会后，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于是将德国于山东的本有权益割让给了日本。30日，和会议决“德国在山东之权利、特权、铁路、矿山、海底电线、国有动产、不动产，概让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英国首相路易amp;#8226；乔治见局势弄僵，乃唱议将这件事情交英、法、美三国专门委员会核议。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但是因为段政府有求于日本的缘故，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
纸是包不住火的。得悉此事的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此项消息一经传播，舆论大为激昂。于是有五月初四日，北京专门学校以上学生，停课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举。风声所播，到处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到二十六日，上海学生罢课；又有铁路工人将联合罢工之说，形势甚为紧急。
作为铺垫，5月24日，人民党在东北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这一酝酿了将近一个月的组织严谨、纪律严明的大规模示威标志着人民党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人民党领袖和此次运动的发起者兼组织者，张汉卿以一幅爱国、激进的面孔横空出世，出尽风头。
“五四运动”的结果，张汉卿是清楚的。还在“得悉”日本在山东问题上施加影响时，即向奉军要员表达了倒“段”的决心和目前在政治上反“段”对奉系的极大好处。在呼伦贝尔、中东路问题得到快速解决后，奉系特别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军政高层已经深深地领会到奉系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了，野心膨胀之余，都有心向关外再迈一步。
其实即使奉系不插这一足，局面也是一边倒地向爱国的学生倾斜。但是人民党要想真正在舆论上引导民众、在精神上鼓舞民众、在思想上领导民众，借这个由头向政府开火是最好的一着了。也用不着再担心中央有任何抱复的举动，经此一闹，政府威信扫地，看来年的直皖大战，皖系痛快淋漓地暂时退出历史舞台就知道不是偶然的，因为其民心已经丧失了。
当然，奉系的发声是经过充分准备的。在这个问题上，是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人宣告：奉系，已经成为与直系、皖系一道，构成民国北洋政府的三驾马车，正式明确地登入了历史舞台。
文事赖以武备。同日，张作霖奉天誓师。他慷慨激昂，面对中外记者，直批段祺瑞政府为卖国政府，声言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概不承认段政府所做任何有悖于中国之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之行为。同日，奉军精锐第28师在汲金纯带领下沿京哈线向山海关一线运动，张景惠率领之新编陆军第16师从驻地平顶山向古北口进发，汤玉麟第5师与马龙潭第10师两部新军从元宝山区越过老哈河进攻热河。
同日，段祺瑞政府查禁联合会，并通电全国，免除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的职务，并与奉军在山海关一线激战。张作霖通电全国，不承认中央所做任何声明，并派孙烈臣在山海关督军。同日，奉军总司令部发布以孙烈臣、张作相、吴俊升等高级将领联名签署的电文，拒不承认中央的命令并旗帜鲜明地宣布支持张作霖的决定。作为声援，6月2日汲金纯派一支精兵绕过正面，从背后狠插皖军后翼，皖军败退至迁安一线。
久被压抑的民心得到爆发。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同日， 800余名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它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在奉军势如破竹的军事压力下，三路皖军溃败，6月12日，汤玉麟战胜皖系热河都统姜桂题赤峰驻军，抢先占领赤峰，一部沿老哈河南下，进攻宁城，威胁承德。马龙潭部北进，相继占领锡林郭勒盟，皖系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兵败如山倒，闪电河以北旗县尽失，遂退至多伦与姜桂题合兵死守。
6月25日张景惠在古北口击败皖军倪嗣冲部，占领承德。而后向潮河一带运动，佯攻密云，实则欲以主力攻占丰宁，以掩抄多伦后路达到前后夹击之计划。紧急调来的皖系西北边防军司令徐树铮识破奉军企图，先机固守丰宁，与张景惠对弈于云雾山畔。然而这一切在7月14日南线汲金纯部突破山海关后只是昙花一现。
面对奉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不得已的段祺瑞态度开始软化。7月20日，北京新政府以靳云鹏为总理，撤销曹、章、陆职务以缓和奉军攻势。同时巴黎会场，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不出席会场；而发电报告北京政府，说：“…不料大会专横至此，…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将更无外交之可言。”
同日，张作霖下令奉军停战，委任汤玉麟为热河特别区主席，省城为承德，汤兼任保安司令。以马龙潭任察哈尔主席兼保安司令。为有效地掌控未来对外蒙古作战略的支持，张汉卿力主在与蒙古边境建城市，即为后来察哈尔之省城二连浩特。自此热河、兴安、察哈尔三省区军政权力遂归于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管辖，使东北与蒙古连成一片，张作霖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控有4省2区，势力正式扩展到了关外。他现在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利，皖系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兵力准备上，都落了下风。张汉卿之所以敢大动特动，是准确地把握了国内局势的发展。等到明年皖军集合完毕，直皖大战便正式敲锣打鼓上场了，段祺瑞自顾尚无暇，怕是无法威胁奉军了。
大总统徐世昌最终于9月15日以布告宣布“对德国战争态度，一律终止。”“五四运动”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未签署不平等条约而永载史册。
直系不甘心皖系的扩张，提出“和平统一”，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段对抗。奉系则抱着韬光养晦的心态立足于关外，浑不理会北京政坛。
但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大事使得张汉卿不得不暂时放弃这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进程，而以更大的视野投入到随后而来的巨变中。在受尽了数十年的凌辱之后，中华民族终于发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最强音：五四运动。
有时张汉卿也在暗想，他的横空出世，加快了东北(奉)系的强大，让历史上的东北经济、军事能力提前了不止2到3年。但是为什么历史还要按照它原来的轨迹行走呢？难道还要再来一次九﹒一八？一次七七事变？一次八年抗战？还有----一次南京大屠杀？
但是后来他想明白了：他的实力太小了，小到仅仅只能在东北作出有限的作用。而对国际大势，他还没有能力去影响或是改变，他也只能和常人一样，只不过不同的是他可以睁着眼睛看着历史走原来的老路。但是，这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对。
4月12日，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坚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中国代表团成员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收复山东的正义性，他以一句“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一样”，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列强同情。
然而弱国无外交，这种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优势很快便被政治利益所击败。在意大利因利益之争退出和会后，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于是将德国于山东的本有权益割让给了日本。30日，和会议决“德国在山东之权利、特权、铁路、矿山、海底电线、国有动产、不动产，概让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英国首相路易amp;#8226；乔治见局势弄僵，乃唱议将这件事情交英、法、美三国专门委员会核议。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但是因为段政府有求于日本的缘故，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
纸是包不住火的。得悉此事的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此项消息一经传播，舆论大为激昂。于是有五月初四日，北京专门学校以上学生，停课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举。风声所播，到处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到二十六日，上海学生罢课；又有铁路工人将联合罢工之说，形势甚为紧急。
作为铺垫，5月24日，人民党在东北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这一酝酿了将近一个月的组织严谨、纪律严明的大规模示威标志着人民党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人民党领袖和此次运动的发起者兼组织者，张汉卿以一幅爱国、激进的面孔横空出世，出尽风头。
“五四运动”的结果，张汉卿是清楚的。还在“得悉”日本在山东问题上施加影响时，即向奉军要员表达了倒“段”的决心和目前在政治上反“段”对奉系的极大好处。在呼伦贝尔、中东路问题得到快速解决后，奉系特别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军政高层已经深深地领会到奉系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了，野心膨胀之余，都有心向关外再迈一步。
其实即使奉系不插这一足，局面也是一边倒地向爱国的学生倾斜。但是人民党要想真正在舆论上引导民众、在精神上鼓舞民众、在思想上领导民众，借这个由头向政府开火是最好的一着了。也用不着再担心中央有任何抱复的举动，经此一闹，政府威信扫地，看来年的直皖大战，皖系痛快淋漓地暂时退出历史舞台就知道不是偶然的，因为其民心已经丧失了。
当然，奉系的发声是经过充分准备的。在这个问题上，是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人宣告：奉系，已经成为与直系、皖系一道，构成民国北洋政府的三驾马车，正式明确地登入了历史舞台。
文事赖以武备。同日，张作霖奉天誓师。他慷慨激昂，面对中外记者，直批段祺瑞政府为卖国政府，声言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概不承认段政府所做任何有悖于中国之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之行为。同日，奉军精锐第28师在汲金纯带领下沿京哈线向山海关一线运动，张景惠率领之新编陆军第16师从驻地平顶山向古北口进发，汤玉麟第5师与马龙潭第10师两部新军从元宝山区越过老哈河进攻热河。
同日，段祺瑞政府查禁联合会，并通电全国，免除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的职务，并与奉军在山海关一线激战。张作霖通电全国，不承认中央所做任何声明，并派孙烈臣在山海关督军。同日，奉军总司令部发布以孙烈臣、张作相、吴俊升等高级将领联名签署的电文，拒不承认中央的命令并旗帜鲜明地宣布支持张作霖的决定。作为声援，6月2日汲金纯派一支精兵绕过正面，从背后狠插皖军后翼，皖军败退至迁安一线。
久被压抑的民心得到爆发。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同日， 800余名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它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在奉军势如破竹的军事压力下，三路皖军溃败，6月12日，汤玉麟战胜皖系热河都统姜桂题赤峰驻军，抢先占领赤峰，一部沿老哈河南下，进攻宁城，威胁承德。马龙潭部北进，相继占领锡林郭勒盟，皖系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兵败如山倒，闪电河以北旗县尽失，遂退至多伦与姜桂题合兵死守。
6月25日张景惠在古北口击败皖军倪嗣冲部，占领承德。而后向潮河一带运动，佯攻密云，实则欲以主力攻占丰宁，以掩抄多伦后路达到前后夹击之计划。紧急调来的皖系西北边防军司令徐树铮识破奉军企图，先机固守丰宁，与张景惠对弈于云雾山畔。然而这一切在7月14日南线汲金纯部突破山海关后只是昙花一现。
面对奉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不得已的段祺瑞态度开始软化。7月20日，北京新政府以靳云鹏为总理，撤销曹、章、陆职务以缓和奉军攻势。同时巴黎会场，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不出席会场；而发电报告北京政府，说：“…不料大会专横至此，…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将更无外交之可言。”
同日，张作霖下令奉军停战，委任汤玉麟为热河特别区主席，省城为承德，汤兼任保安司令。以马龙潭任察哈尔主席兼保安司令。为有效地掌控未来对外蒙古作战略的支持，张汉卿力主在与蒙古边境建城市，即为后来察哈尔之省城二连浩特。自此热河、兴安、察哈尔三省区军政权力遂归于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管辖，使东北与蒙古连成一片，张作霖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控有4省2区，势力正式扩展到了关外。他现在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利，皖系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兵力准备上，都落了下风。张汉卿之所以敢大动特动，是准确地把握了国内局势的发展。等到明年皖军集合完毕，直皖大战便正式敲锣打鼓上场了，段祺瑞自顾尚无暇，怕是无法威胁奉军了。
大总统徐世昌最终于9月15日以布告宣布“对德国战争态度，一律终止。”“五四运动”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未签署不平等条约而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