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是遥远的东欧中庞大的沙俄帝国发生的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大事，也深深地冲击到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张汉卿决心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奉军发展提速。
起因无需多做叙述，但这是张汉卿最熟悉的一段近代史了----这有益于穿越前从小学到大学阶段无休止的政治教育的结果。据他所知，苏俄在此后经历了第一个艰苦的阶段，也是第一次大饥荒：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俄政府崩溃，布尔什维克成立苏维埃政府，和德国停战。1918年3月6日，苏德签订《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此举激怒了苏联国内和国外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温斯顿amp;#8226；丘吉尔就曾经说必须把布尔什维克“扼杀在摇篮里”。于是，沙俄旧势力、不满于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白军）和境外的干涉军一起动手，产生了在史上称之为苏联国内战争或称对苏干涉战争的三年（余战延伸了2年）内战，在苏联也被称为“1917年到1922年的内战和武装干涉”。
1918年3月15日，在伦敦召开的协约国总理和外长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对俄国东部联合进行干涉”的决议。5月底，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协约国策划下打响了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内战第一枪。该军迅速由2万人扩充到6万余人，并支持东部各地的反革命势力，成立了一批反革命政府，建立了一批反革命武装。与此同时，在德国扶植下的旧俄将军克拉斯诺夫、阿列克谢耶夫、邓尼金等人，也在俄国南方纠集反革命武装，伺机向顿河、库班、高加索进犯，到1918年夏，苏维埃共和国已面临四面包围的严峻局面：外国武装干涉者和俄国反革命武装，先后占领了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一部、高加索、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大片地区，几乎相当于苏维埃共和国四分之三的国土，形成了东、南、北方以及高加索等数条战线，绵延1万多公里。此时，全线白军总共约有70余万人，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处在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极大困难：与南方产粮区的联系被切断；工业陷入崩溃；反对粮食垄断政策的富农分子不断暴动，饥荒蔓延，人民忍饥挨饿。
俄国在此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连续七年陷于战乱。在此七年期间，两千万人死亡，还有三十万人投降到波兰。其中内战时期，一千五百万人死亡，包括至少一百万的红军和五十万以上的白军。国家经济几乎崩溃，再加上1920年和1921年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疾病也横行，仅1920年就有三百万人死于斑疹伤寒。更有数百万的平民死于双方的互相屠杀。在此期间有一百万人逃离俄国，到远东或者波罗的海诸国，他们被称为白俄，其中又有不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乱，工业产量只有1913年的七分之一，农业只有三分之一。
新旧势力对抗，苏俄国家实力削弱，俄国在中国的旧有力量得到一次清洗的机会，尤其是主权象征、经济与军事价值硕大的中东路极有机会不费吹灰之力便唾手可得。但在正史上，因为种种原因，并不顺利。
中东路是沙俄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产物。俄国自迫使晚清政府割让远东后，又将黑手伸向了东北，而日本自甲午海战一举击败中国这千年以来的亚洲老大，吞并朝鲜以后，也盯上了东北这块肥肉。两国争端，便有历史上有名为争夺中国旅顺港的“日俄战争”。这场在中国领土上的狗咬狗之争，晚清政府竟然恬不知耻地宣布“中立”！
日俄战争后，日本虽然获胜，但纯属侥幸----俄国的战败，除海军指挥的巨大失误外，陆军无法得到有效的后勤补给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其时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竣工。即使在东北的巨大失利，死而不僵的俄国仍然是新进强国日本所不能强持的。惨胜的日本举全国之力，几近破产边缘，终于击败了北极熊，却得不到俄国的任何赔偿。无可奈何之下，勉强通过了两国共管中国东北的协议，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朴茨茅斯条约》。根据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长春为日俄双方势力分界点。
俄国依旧拥有黑龙江的势力范围，和中国“共管”长春至哈尔滨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的铁路，即北满铁路，亦称中东铁路。在《中东铁路条约》和《朴茨茅斯和约附约》中约定，俄国在铁路沿线，只能设警而不能驻兵，“为保护铁路起见，（日俄）两国对于满洲铁路，每启罗米突（kilometer，即公里），得置完备兵二十五名”。在欧战后，驻哈尔滨的3万兵、守备中东路的6万兵大半调赴欧洲，留下的分为新旧两党，冲突颇烈。哈尔滨总领事兼中东路督办霍尔哇拖系旧党首领，为新党所反对，几于不能维持秩序。
正史上民国政府倒是在民国七年初即迫令俄兵解除武装，使得中东铁路的护路权，始行收回。但是不久后干涉军（英、法、美、日，中国----竟然还有中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时，曾借口军事运输上的关系，由中、俄、英、法、意、美、日，各派代表一名，在海参崴组织委员会，以共同管理西伯利亚及中东铁路。当时段祺瑞任总理，与日本签署有《军事协定》，即《共同防敌公文》、《共同防敌协约》、《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无端让日本卷了进来，痛失好局。
当时美国代表也赞同共管中东路，其理由是：“中国管理能力不充足；而中东路为世界交通孔道，不能听凭中国处置。且自共管以来，协约国对于该路，投资已多。”----其实该路完全为中俄两国合办的事业。之后，在中国政府的照会下，日、美等有关系各国都照会民国政府，仍提出华府会议议决的两条，说愿意和中国共同处置。
而俄国又声言并无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的意思。在苏俄红军胜利击溃了领土上的所有反对势力的军队后，至苏联的成立，这以后，苏联力量越来越强大，原本对华的种种绣球已无意义，对中东路之要求反趋强烈，度过难关后的苏联重又继续控制中东路。
正史上也是原先的少帅突发奇想，在东北易帜后不久即与苏军起冲突，结果惨败而归，史称“中东路事件”。然后因为九一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直到正史上的日寇投降后、新中国成立，中东路及其附属资源才交到中国政府手里。
其时中国力量还很弱，弱得虽然张汉卿知道将来的发展，却无能左右俄国后来的局势。但是有一点可以做的，便是充分利用苏俄困难的阶段，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
起因无需多做叙述，但这是张汉卿最熟悉的一段近代史了----这有益于穿越前从小学到大学阶段无休止的政治教育的结果。据他所知，苏俄在此后经历了第一个艰苦的阶段，也是第一次大饥荒：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俄政府崩溃，布尔什维克成立苏维埃政府，和德国停战。1918年3月6日，苏德签订《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此举激怒了苏联国内和国外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温斯顿amp;#8226；丘吉尔就曾经说必须把布尔什维克“扼杀在摇篮里”。于是，沙俄旧势力、不满于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白军）和境外的干涉军一起动手，产生了在史上称之为苏联国内战争或称对苏干涉战争的三年（余战延伸了2年）内战，在苏联也被称为“1917年到1922年的内战和武装干涉”。
1918年3月15日，在伦敦召开的协约国总理和外长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对俄国东部联合进行干涉”的决议。5月底，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协约国策划下打响了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内战第一枪。该军迅速由2万人扩充到6万余人，并支持东部各地的反革命势力，成立了一批反革命政府，建立了一批反革命武装。与此同时，在德国扶植下的旧俄将军克拉斯诺夫、阿列克谢耶夫、邓尼金等人，也在俄国南方纠集反革命武装，伺机向顿河、库班、高加索进犯，到1918年夏，苏维埃共和国已面临四面包围的严峻局面：外国武装干涉者和俄国反革命武装，先后占领了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一部、高加索、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大片地区，几乎相当于苏维埃共和国四分之三的国土，形成了东、南、北方以及高加索等数条战线，绵延1万多公里。此时，全线白军总共约有70余万人，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处在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极大困难：与南方产粮区的联系被切断；工业陷入崩溃；反对粮食垄断政策的富农分子不断暴动，饥荒蔓延，人民忍饥挨饿。
俄国在此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连续七年陷于战乱。在此七年期间，两千万人死亡，还有三十万人投降到波兰。其中内战时期，一千五百万人死亡，包括至少一百万的红军和五十万以上的白军。国家经济几乎崩溃，再加上1920年和1921年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疾病也横行，仅1920年就有三百万人死于斑疹伤寒。更有数百万的平民死于双方的互相屠杀。在此期间有一百万人逃离俄国，到远东或者波罗的海诸国，他们被称为白俄，其中又有不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乱，工业产量只有1913年的七分之一，农业只有三分之一。
新旧势力对抗，苏俄国家实力削弱，俄国在中国的旧有力量得到一次清洗的机会，尤其是主权象征、经济与军事价值硕大的中东路极有机会不费吹灰之力便唾手可得。但在正史上，因为种种原因，并不顺利。
中东路是沙俄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产物。俄国自迫使晚清政府割让远东后，又将黑手伸向了东北，而日本自甲午海战一举击败中国这千年以来的亚洲老大，吞并朝鲜以后，也盯上了东北这块肥肉。两国争端，便有历史上有名为争夺中国旅顺港的“日俄战争”。这场在中国领土上的狗咬狗之争，晚清政府竟然恬不知耻地宣布“中立”！
日俄战争后，日本虽然获胜，但纯属侥幸----俄国的战败，除海军指挥的巨大失误外，陆军无法得到有效的后勤补给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其时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竣工。即使在东北的巨大失利，死而不僵的俄国仍然是新进强国日本所不能强持的。惨胜的日本举全国之力，几近破产边缘，终于击败了北极熊，却得不到俄国的任何赔偿。无可奈何之下，勉强通过了两国共管中国东北的协议，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朴茨茅斯条约》。根据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长春为日俄双方势力分界点。
俄国依旧拥有黑龙江的势力范围，和中国“共管”长春至哈尔滨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的铁路，即北满铁路，亦称中东铁路。在《中东铁路条约》和《朴茨茅斯和约附约》中约定，俄国在铁路沿线，只能设警而不能驻兵，“为保护铁路起见，（日俄）两国对于满洲铁路，每启罗米突（kilometer，即公里），得置完备兵二十五名”。在欧战后，驻哈尔滨的3万兵、守备中东路的6万兵大半调赴欧洲，留下的分为新旧两党，冲突颇烈。哈尔滨总领事兼中东路督办霍尔哇拖系旧党首领，为新党所反对，几于不能维持秩序。
正史上民国政府倒是在民国七年初即迫令俄兵解除武装，使得中东铁路的护路权，始行收回。但是不久后干涉军（英、法、美、日，中国----竟然还有中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时，曾借口军事运输上的关系，由中、俄、英、法、意、美、日，各派代表一名，在海参崴组织委员会，以共同管理西伯利亚及中东铁路。当时段祺瑞任总理，与日本签署有《军事协定》，即《共同防敌公文》、《共同防敌协约》、《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无端让日本卷了进来，痛失好局。
当时美国代表也赞同共管中东路，其理由是：“中国管理能力不充足；而中东路为世界交通孔道，不能听凭中国处置。且自共管以来，协约国对于该路，投资已多。”----其实该路完全为中俄两国合办的事业。之后，在中国政府的照会下，日、美等有关系各国都照会民国政府，仍提出华府会议议决的两条，说愿意和中国共同处置。
而俄国又声言并无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的意思。在苏俄红军胜利击溃了领土上的所有反对势力的军队后，至苏联的成立，这以后，苏联力量越来越强大，原本对华的种种绣球已无意义，对中东路之要求反趋强烈，度过难关后的苏联重又继续控制中东路。
正史上也是原先的少帅突发奇想，在东北易帜后不久即与苏军起冲突，结果惨败而归，史称“中东路事件”。然后因为九一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直到正史上的日寇投降后、新中国成立，中东路及其附属资源才交到中国政府手里。
其时中国力量还很弱，弱得虽然张汉卿知道将来的发展，却无能左右俄国后来的局势。但是有一点可以做的，便是充分利用苏俄困难的阶段，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