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政府几乎是进行无本“生意”----强行收回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然后许以10年的本息，这当然为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所不容。但是政府有武力为后盾，一般地主只能在心里骂娘，诅咒着这万恶的自治政府。一些人叫嚣着到北京呈愿，可是关外已非中枢诸公所能控制。一些人便与土匪合作，以资与奉军对抗。
当是时，张作霖仅控制了奉天省大部分富饶区域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大中城市，在张汉卿准备将其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土匪）的天下。
由于东北一直被满清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入关耕种，二百年来，发展极慢。近代又相继被日、俄视为鱼肉，多方人员混杂，形成诸多势力。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明的暗的纷争迭起，政权几易其手，导致地方官员盘剥生利、不顾民生。久而久之，民不聊生，便生盗匪之心。因为地方辽阔、山深林密，短期内很难剿灭。而民匪不分，时而为民，时而为匪，又增加了根除的难度。而且日俄势力遍布全境，土匪、特务、汉奸纷杂，更增加了变数。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仅人数在数百人以上的有名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当时的东北，全境内共计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真正被奉系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且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随着“朝阳土改”的渐有成效，各地纷纷效仿。在人人可分得土地及“包产到户”的吸引下，立嘲不坚定”的胡子们纷纷回家务农----做土匪可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政府的免费土地不是容易获得的，一些吃不起苦的土匪们先是为获得土地而高兴，然后又为需要自己操劳而不满----田间的辛苦岂能如做胡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来得痛快？不少人仍又转身做了本行。
可是自治政府加紧了对胡子们的控制力度：在胡子出没的山区林间，且不去管它，但对行政管辖区则加大了宣传，实行联保制度，并在胡子多发区加强了对于粮食的控制----往往是粮食一收下，政府即强制性地除保证当地人口粮外，征收了绝大部分粮食。虽然政府是公平买卖，以钱易粮，但对于胡子们的打击是重大的----人数少了生存不易，人数多了抢粮数额不能满足要求且目标也大。就算是抢得了大量钱财，交换粮食也是件困难的事：现在政府所收购的粮食听说都运到哈尔滨、沈阳等几个大城市换外汇去了，对粮食的管制很严格的。
于是1918年12月，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发动骚乱，先后占据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白俄军“会师哈尔滨”。
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刚上任十多天的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干部20多人，被集体枪杀，依兰县长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含恨上吊自杀。以至于一直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政府也适时表达了“关切”，意在言外。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张作霖立志要做东北王，岂能让这一小撮力量搅了大局？
“胡子”问题已经发展成奉系在黑土地上生存壮大的重大威胁，也极可能给立图乘机干涉东北内政的外国干涉军以机会。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虽然手下也多是胡子出身，但当胡子威胁到他在东北的生存和权威时，下手也不含乎。在10年前，他即以剿匪出名，被朝廷及民间尊称为辽西“剿匪大英雄”，才有今天奉系壮大的机会。时隔多年，为了保证东北新政的进行和土改的胜利，又要来一次剿匪了。
在张作霖的亲自过问下，东三省巡阅使总部决定，投入主力部队进行剿匪，并委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长张作相为“剿匪总司令”，以张汉卿为实际执行常务的副总司令，这实质上标志着少帅在奉军高层崭露头角的开始。
东北的匪患确实严重，来自“东三省巡阅使署情报处”的一份“情况通报”中说：在南满基本地区，约有匪5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5000人、3000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哈尔滨、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10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内，且装备优良，有的甚至有野战重炮----为日俄作战时所遗留。更可恶的是，一些日本浪人也唆使过江的朝鲜人伪装成土匪，乘机作乱，以造成口实。
剿匪斗争，是一场与正规军作战不同的特殊战斗，所以，有着一整套特殊的规律和战术原则。在初期的剿匪斗争中，由于土匪多为小股，聚散山林，不易打歼灭战，所以多侧重于击溃。久而久之，土匪亦摸透了奉军的战术，他们撤出城市，避免对抗，保存实力，待机反攻。
能否在东北打掉这些顽匪，关系着奉军、张作霖父子能否控制东北并且作为称雄中国的依托。
张汉卿是奉军中最早明白“游击战”的威力的：敌进我退，敌行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是史上后来毛爷爷军事思想的萌芽，靠它连续战胜了强势的国民党优势兵力的4次围剿。张汉卿可不会让土匪们如法炮制而形成气候，他与张作相一道，制定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提出今后各地剿匪工作应以“剿灭一处、稳定一处、死保复活”为原则；在战略方向上，要各参战部队“以匪为大敌，以主力应对”，从思想上把剿匪作为一项重大艰巨的任务来完成。张作霖则根据以往剿匪的经验，对初出茅庐的张汉卿提出了“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
当是时，张作霖仅控制了奉天省大部分富饶区域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大中城市，在张汉卿准备将其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土匪）的天下。
由于东北一直被满清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入关耕种，二百年来，发展极慢。近代又相继被日、俄视为鱼肉，多方人员混杂，形成诸多势力。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明的暗的纷争迭起，政权几易其手，导致地方官员盘剥生利、不顾民生。久而久之，民不聊生，便生盗匪之心。因为地方辽阔、山深林密，短期内很难剿灭。而民匪不分，时而为民，时而为匪，又增加了根除的难度。而且日俄势力遍布全境，土匪、特务、汉奸纷杂，更增加了变数。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仅人数在数百人以上的有名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当时的东北，全境内共计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真正被奉系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且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随着“朝阳土改”的渐有成效，各地纷纷效仿。在人人可分得土地及“包产到户”的吸引下，立嘲不坚定”的胡子们纷纷回家务农----做土匪可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政府的免费土地不是容易获得的，一些吃不起苦的土匪们先是为获得土地而高兴，然后又为需要自己操劳而不满----田间的辛苦岂能如做胡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来得痛快？不少人仍又转身做了本行。
可是自治政府加紧了对胡子们的控制力度：在胡子出没的山区林间，且不去管它，但对行政管辖区则加大了宣传，实行联保制度，并在胡子多发区加强了对于粮食的控制----往往是粮食一收下，政府即强制性地除保证当地人口粮外，征收了绝大部分粮食。虽然政府是公平买卖，以钱易粮，但对于胡子们的打击是重大的----人数少了生存不易，人数多了抢粮数额不能满足要求且目标也大。就算是抢得了大量钱财，交换粮食也是件困难的事：现在政府所收购的粮食听说都运到哈尔滨、沈阳等几个大城市换外汇去了，对粮食的管制很严格的。
于是1918年12月，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发动骚乱，先后占据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白俄军“会师哈尔滨”。
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刚上任十多天的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干部20多人，被集体枪杀，依兰县长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含恨上吊自杀。以至于一直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政府也适时表达了“关切”，意在言外。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张作霖立志要做东北王，岂能让这一小撮力量搅了大局？
“胡子”问题已经发展成奉系在黑土地上生存壮大的重大威胁，也极可能给立图乘机干涉东北内政的外国干涉军以机会。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虽然手下也多是胡子出身，但当胡子威胁到他在东北的生存和权威时，下手也不含乎。在10年前，他即以剿匪出名，被朝廷及民间尊称为辽西“剿匪大英雄”，才有今天奉系壮大的机会。时隔多年，为了保证东北新政的进行和土改的胜利，又要来一次剿匪了。
在张作霖的亲自过问下，东三省巡阅使总部决定，投入主力部队进行剿匪，并委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长张作相为“剿匪总司令”，以张汉卿为实际执行常务的副总司令，这实质上标志着少帅在奉军高层崭露头角的开始。
东北的匪患确实严重，来自“东三省巡阅使署情报处”的一份“情况通报”中说：在南满基本地区，约有匪5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5000人、3000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哈尔滨、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10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内，且装备优良，有的甚至有野战重炮----为日俄作战时所遗留。更可恶的是，一些日本浪人也唆使过江的朝鲜人伪装成土匪，乘机作乱，以造成口实。
剿匪斗争，是一场与正规军作战不同的特殊战斗，所以，有着一整套特殊的规律和战术原则。在初期的剿匪斗争中，由于土匪多为小股，聚散山林，不易打歼灭战，所以多侧重于击溃。久而久之，土匪亦摸透了奉军的战术，他们撤出城市，避免对抗，保存实力，待机反攻。
能否在东北打掉这些顽匪，关系着奉军、张作霖父子能否控制东北并且作为称雄中国的依托。
张汉卿是奉军中最早明白“游击战”的威力的：敌进我退，敌行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是史上后来毛爷爷军事思想的萌芽，靠它连续战胜了强势的国民党优势兵力的4次围剿。张汉卿可不会让土匪们如法炮制而形成气候，他与张作相一道，制定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提出今后各地剿匪工作应以“剿灭一处、稳定一处、死保复活”为原则；在战略方向上，要各参战部队“以匪为大敌，以主力应对”，从思想上把剿匪作为一项重大艰巨的任务来完成。张作霖则根据以往剿匪的经验，对初出茅庐的张汉卿提出了“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