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川舟点头:那收入其实还不错。有存款吗?
    保洁内心充斥着一股躁动不安,频频打量对面的人。
    何川舟一直询问她家里的事,她知道刑警是不会无缘无故跟证人聊生活的。
    可是何川舟的表情与神态都不带有任何威胁性,仿佛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在说一些寻常的关心的话,没有要发难的意思。
    纵然是何川舟这种极具压迫力的人,当她想和颜悦色地跟你聊天的时候,女性特有的亲和力与温柔感,还是能很有效地打消对方的警惕。
    女人彷徨再三,眼神四处游离,最后还是定睛直视何川舟,带着一丝决然,问道:你到底想问什么?
    何川舟压低上身,靠近了她,似温柔的蛊惑,声音轻慢:我知道陶先勇,给过你很多帮助。生活优渥的人才会说,什么人生是一段旅程,要享受,要学会满足。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人生就是一条赛道,人活着,要痛苦,要挣扎。如果停下来了,就是满盘皆输。
    保洁摇头: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这种事情动摇不了我。
    何川舟身形往后一靠,右手手肘撑在餐桌上,长长叹了口气,唏嘘道:我也可以找你的资料。不过我甚至不用看你的资料,就知道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她犹如在念一段毫无感情的文字,复述着一个人贫乏的一生:小时候父母不支持,没念过多少书,不认识字,所以去任何陌生的地方都觉得十分惶恐。成年没多久,就在父母介绍下跟见过没几次面的男人结了婚。之后一生定了调。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劳动、活着。等到父母生病,孩子独立,生活一天变得比一天糟糕
    简单、枯燥,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波澜都来自于柴米油盐,成长过程中所有的际遇也无法赋予她反抗的能力。
    自出生起,不自由的环境就决定了她大半的人生。
    保洁打断她的话,说:你猜错了。
    何川舟脸上肌肉牵动,露出个没什么温度的笑容:我还没说完呢。
    她站起身,背对着女人踱步到厨房门口。
    黄昏时期,太阳渐沉,天空猛地黑了下来。
    夜幕从上至下地侵袭,晦暗的光透过玻璃,在案板上勾勒出凉薄与孤寂的模糊长影。
    空气很沉,闷得人难以呼吸。
    明明自己做得最多,得到的却是最少,就算这样其实你也不介意。一辈子活得浑浑噩噩,不睁眼看的话,糊糊涂涂也就过去了。伺候丈夫、侍奉父母,拉拔儿子长大。你分明没有保留地对待他们,可是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却没人愿意给你看病。
    何川舟看着厨房里的碗筷、覆着油烟的墙面,还有几盒随意扔在洗手台边上的药盒,觉得命运有时候真是极具讽刺。
    对不受偏爱的人潦草书写,随意弃置。
    管它痛苦是不是能克服;
    管它绝境是不是能转圜。
    你才五十多岁,不想死,这不是很寻常的事吗?你一边打工,一边吃药。有钱了就去医院,没钱了就躺在家里。你给他们打电话,没人愿意来看你,因为你把钱给自己花了。你活着的价值,被自己消耗了,所以你不配。
    何川舟回过头,半明半暗的一张脸,写着惋惜与同情。说出的字分明很轻,却跟惊岸的潮水一样猛烈地拍打过来。
    对吧?
    女人恍惚发觉,是她自己轻得像草一样,所以才会那么轻易地被风吹翻。
    她生活得像棵草一样。
    何川舟低缓的声音很容易叫听的人生出一股惆怅:一个人的生活痕迹跟多个人的生活痕迹还是很明显的。沙发上那几件老人跟孩子的衣服已经放太久,上面都落灰了。电视机边上的教材也是几年前的版本。不是你在厨房里多摆两个碗,大声一点儿说话,就可以伪装得了的。
    保洁沉默了很久,抬手一抹自己的脸,自我安慰般地低声道:他们还是会来看我的。
    何川舟的每个字都显得不留情面:极少吧,敷衍地关心几句就走了。
    保洁抬眼看她,吸了吸鼻子,又从手边堆满的杂物里翻出一包开过的纸巾,抽了两张胡乱在脸上揉擦。
    她平复着呼吸,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直到只剩下一腔伪装出来的平静,跟何川舟说:我也不想跟你讲我生活的难处,而且你自己都看见了,如果不是陶先生愿意帮我一把,我真的已经死了。他带我出来打工,给我介绍工作。我以前在他的公司里上班,做保洁员。日常是比较轻松,可是工资再高也就几千块钱。他说如果我愿意吃苦,可以辞职。他每个月给我四千保底,我再去找点别的活干,起码能翻几番。陶先生在我们村,名声一直很好的。他愿意帮自己人。
    何川舟半蹲在她面前,看着她不停揉搓着手里的餐巾纸,语气依旧平和:我知道,像陶先勇这样的有钱人,不会跟你有太多接触。他稍稍对你好一点,是因为需要你帮他做事。当然这不代表他是个好人。
    女人的眼睛里水花闪烁,反而让无神的眼神变得生动了不少,她声音夹着无法抑制的颤抖跟沙哑,说:他是不是个好人,跟我没有关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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